他們的榜樣叫我們明白，每個人都可回應上帝呼召，找尋人生異象，善用恩賜改變這世界。威伯福斯的成功有賴身邊一班共同異象的有心人。我們需要逼切禱告，求神在華人教會興起克拉朋聯盟那樣的見證人。
香港社會正面對多樣的問題。一方面後現代思想、極端自由主義及多元主義，衝擊著過往的倫理道德價值，另一方面猖獗的商業掛帥思想和殘酷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貧富懸殊不斷加劇，這兩種力量都同時腐蝕公民社會的基礎──家庭制度，以致家庭慘劇頻生。有時我們把倫理道德與公義貧窮的關注分割，但威伯福斯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應持守整全使命，不要偏廢。當然在現實的限制下，不同組織有不同重點，就如威伯福斯的反奴組織、扶貧組織和聖經公會都有不同的工作重點，我們不應純粹因著重點不同就互相攻擊（當然就著真正的分歧，爭論也免不了）。
我們看到威伯福斯等先賢的美好腳蹤，走在時代的前端，勇於面對信仰的要求，敢於挑戰困難，和開拓新的事奉方向。他們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不單為神作出美好的見證，對信仰的傳播實在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假若缺少了威伯福斯，教會的麻木不仁只會成為另一個教會史上的污點。
香港教會也不是沒有對時代作出交代，我不認為要對教會作出苛求。以香港信徒這麼低的人口比例，加上現代社會問題的龐大和複雜性，我不認為香港教會能事事關心或扭轉乾坤。看看不同堂會對身邊有需要的人的幫助（如探訪病人、替新移民補習），基督教的慈善、醫療和社工組織，幫助弱勢群體的基督教機構（如新福協會、禧福協會、無家者協會等），不少基督徒以個人身分參與服務……，輕率地指摘香港教會沒有關心社會是不成立的。
然而我們本著威伯福斯的精神，不是為了向人交代，仍要在神面前反思：我們還有哪裡作的不夠？或許我們需要好好發揚一些福音派傳統，特別是關心貧苦大眾和社會公義的精神。當然，我們的時代和威伯福斯的時代一個主要分別就是，很多威伯福斯爭取的原則已成為公共政策的共識，如政府要關注扶貧的原則是沒有人爭議的，爭議的是如何去做。很多時教會很難在這些問題上大規模動員的原因是，例如現代的工廠（最少在香港）的極端不人道條件已取消，基本的安全網也設定，爭辯往往在於政府做得夠不夠，但這些問題的確有爭議性或相當複雜，並不如奴隸制度的不人道那麼一目了然。
雖然如此，我仍然建議教會要多點回歸威伯福斯等福音派改革家的傳統，多點教導信仰對公眾的適切性，希望長遠能培養一群既有堅定信仰，又有遠大關社胸襟的信徒。此外，在一些爭議性較少的項目上，如扶貧或道德的重整，設定經常性的財政預算，作出實質的支持。第三，可能明刀明槍的奴隸制已廢除，但有沒有一些現代社會的制度是對人作出奴役呢？例如一些大陸的礦場或工廠，會否條件還是有點不人道，是在製造現代的奴隸呢？又如威伯福斯對安息日的關注，是希望人民能有時間精力放在屬靈的事上，和獲得需要的休息，但近年香港的各行各業的確令市民疲於奔命，對個人健康、家庭和教會生活都有不良影響，那教會是否應該開展一些事工關心這些問題呢？就算不用法例是硬性規定最高工時，我們又能否創造性地提出解決方案呢？
我盼望威伯福斯的榜樣能重新激勵我們，切切在神面前求問，如何在今天實現每個時代都要關注的雙重問題：
※ 如何廢除一切奴役人們的制度或文化？
※ 如何移風易俗，重建社會道德？
時代或許不同，但呼召威伯福斯的上帝仍然是那位呼召和帶領我們的主。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之九，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