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的青年朋友們：
剛看了何潔泓和羅冠聰保釋出獄後寫的文章，冠聰在政治驚濤駭浪中，力求平靜己心，坦然面對困難挑戰，那份沉穩教人感動。潔泓的文筆極好，更難得的那顆敏銳的善於體察他人的心，能夠從獄中囚友的身世中領悟，為甚麼在她們漫長的「墮落」過程中沒有人扶她們一把？這個社會是否只在乎成功者，而忘記了失敗的「低端人口」？
潔泓沒有忘記這些萍水相逢的囚友，她說：「在這幾個月我尚未再次坐牢之前，也會回去探訪幾個囚友，當中有九年來只有數次探訪的囚友、沒有親人來探的囚友，會為她們送書和親人近照，讓她們的編號被職員喊出，被送到探訪室，讓她們的獄中生活有所期待，感受到來自外頭的關愛，不至於感到被遺忘於鐵籠裡。」這份心意比戰友們積極為在囚者爭取改善獄中待遇更可貴。潔泓定意為囚友做的，就像一個負傷的人，自己身上的傷口剛包紥好，便馬上去照顧旁邊受傷的人，這讓我想起盧雲神父筆下的《受傷的醫治者》。
我們都是受了傷的人
這個星期六下午，我和贐明會有一個約會。贐明會成立了三十年，使命是與哀傷者同行，服事末期病人及他們的家屬。我應贐明會邀請，分享了一段與復康醫院戰友負傷同行的經歷，故事標題就是「受傷的醫治者」，收錄在贐明會的三十週年特刊裡。日前我徵求了會方同意，把這真實故事在網上公開發表，希望對你們有幫助。文章如下：
遇襲受傷那年，偶然讀到盧雲神父的作品，很受感動，其中一部觸動我心深處，名為《受傷的醫治者》。
盧雲神父是荷蘭國民，自小立志獻身天主教會，畢業後到美國深造，研究神學和心理學，後來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教書，人生最後十年卻去了多倫多的黎明之家，服事嚴重智障的院友。盧雲神父在《受傷的醫治者》裡，記述了一位年輕的見習院牧的經歷。這位院牧第二次探訪一位需要做手術的中年男病人，病人告訴他第一次手術半途叫停了，因為心臟負荷不了，但醫生建議他再試一次，打通大腿被阻塞的血管，否則便會看著腿部組織壞死，然後截肢。病人不想截肢，但又擔心第二次手術風險更大，他說自己不怕死，只是不想像一團爛泥那樣死在手術床上。
院牧對病人說，你決定冒險做手術，一定是因為外面有許多重要事情在等待著你。病人回答說沒有，他沒有家人，獨自居住，出院後就回到煙草工場，剛好趕上收割季節，等待著他的是無盡的工作。年輕院牧看著這位既生無可戀卻又畏懼死亡的病人，不曉得如何安慰或鼓勵他，只好祝福他手術順利，草草結束了探訪。翌日，病人進了手術室後，沒有再出來。
盧雲神父就問，事後回看，這位院牧真的甚麼都做不了，無法給病人多一點的希望嗎？盧雲神父認為，其實是可以的，當病人說外面沒有任何人在等待他的時候，院牧應該堅定地告訴他：「不對，最低限度有一個人在等你，那個人就是我。明天你進手術室的時候，我會守候在門外，當你從手術室出來，醒過來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我。」如果病人相信這個承諾，就會記著有一個人在等他，當麻醉藥發生效力，醫生的手術刀劃破他的皮肉時，他的潛意識也會配合，一起努力讓他活下去。如果沒有這信念，就只能靠手術刀去締造奇蹟。
盧雲神父藉這個記述傳達的信息是，我們都是受了傷的人，成長的歲月、人生的坎坷，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傷痕，但我們都可以是醫治者，可以為別人帶來希望，只要我們願意與受傷者同行。當時我就想，上帝讓我在二○一四年初無端遇襲受傷，住了五個月醫院，出院後長期做物理治療，像小孩子學步那樣，重頭學習走路，到底有甚麼深意？會不會是想我將來當一個受傷的醫治者？從那位年輕院牧的挫敗中，學會怎樣給人安慰和盼望？一年多後我才發現，這個想法原來大錯特錯。
堅強活下去二○一四年四月下旬，我從瑪麗醫院遷往麥理浩復康院，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復康鍛練，因為那時候一雙腿的坐骨神經線斷了，雖然馬上動手術駁回，但裂口以下與大腦失去連繫的神經線已經報廢，膝蓋以下的肌肉既沒有知覺，也不能活動，必須整天坐輪椅，靠著特製的腳套和柺杖，學習像機械人那樣，緩慢地一步一步走路。
在麥理浩進行特訓期間，我在一樓的餐廳裡認識了病友阿強。醫院的膳食為求健康，永遠少鹽少油少味道，我們做了整天鍛練，忍不住推輪椅去職員餐廳歎下午茶，吃那焗得香脆的豬扒包，喝那勾起美好記憶的港式奶茶。阿強告訴我，他在金融機構任職，他哥哥在房屋署工作，許多年前曾接受我採訪，還保存了我的記者名片。
我問他怎麼受傷，他說是大腿長了一個腫瘤，阻著血液往下流動，他在瑪麗醫院留醫，有長達半年時間，每天晚上要坐著睡，借地心吸力幫助，讓血液到達腳掌，只要躺平睡一會便痛得厲害，到最後還是救不了小腿，必須做截肢手術。他說切去小腿後，終於可以躺平睡一整晚，感覺如釋重負，來麥理浩是學習用義肢，希望不用長期坐輪椅。我們的共同目標，就是早日告別輪椅，重新站起來做人，為此我們格外努力鍛練，經常互相打氣，也時常一起喝下午茶。
出院以後，我一直和阿強用手機連繫，他告訴我公司從港島搬了去九龍灣，他還未能完全放下輪椅，不曉得九龍灣商業區是否有足夠的無障礙通道。我專門去了一趟九龍灣，從地鐵站一直到他公司所在大廈，來來回回走了一遍，觀察哪條通道最安全便捷。
到了二○一五年夏末秋初，我忽然收到阿強通知，他在十月份接受教會水禮，希望我和復康院的戰友們一起觀禮。我問他為甚麼提早了受洗，原來不是說來年復活節嗎？他說近來腫瘤復發，而且蔓延去了肺部，醫生說動不了手術，化療電療也用不上，只能在家裡靜養，他怕等不到翌年四月，和其他慕道班的兄弟姊妹一起受洗，所以跟教會的神父商量，讓他在十月單獨進行水禮。
我和太太去教堂觀禮，那天阿強沒有戴義肢，穿著一件寬身白袍，撐著兩枝柺杖，站在聖壇前接受水禮。受洗後，我們去到旁邊的小禮堂，慕道班的朋友輪流上前，跟阿強擁抱，送上小禮物和祝福，麥理浩的一批院友都來了，圍著聽阿強分享感受，他說生命再無牽掛，安然等待回天家，大家聽著都哭了，卻又衷心為他高興。那一次水禮，是我一生人出席過最感人的水禮。
水禮過後，我和太太每個月去阿強家裡探望，阿強受肺部腫瘤影響，常常咳個不停，醫院借出一部氧氣機，用幼細的喉管連到他鼻孔裡，讓他較容易吸到氧氣，減少大力呼吸刺激咳嗽。我們坐著閒話家常，話題離不開時局和家人，他有兩個女兒，一個進了大學，另一個即將考文憑試，太太持家有道，下了班回家便當他的看護。我們在麥理浩認識一位年輕院友，名字叫小冰，就住在阿強家附近，也是腫瘤復發，身體日漸虛弱，阿強太太很有愛心，常招呼小冰去她家裡坐，鼓勵她多到公園活動。
那年聖誕節，我和太太、女兒去西班牙巴塞隆拿渡假，專程去市郊山區參觀一座有幾百年歷史的天主教修道院，那修道院的鎮院之寶，是一個據稱曾屢次顯靈的黑臉聖母像。我唸的天主教中學是耶穌會辦的，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跟這座修院頗有淵源，所以慕名前往參觀，我和太太是基督教徒，向來不習慣用聖像或唸珠來祈禱，但那次我買了一個小的黑臉聖母像，帶回香港送給阿強，鼓勵他藉信仰的力量，堅強地活下去。
二○一六年的農曆年初一，我收到阿強太太通知，阿強咳出血來，進了東區醫院。年初三那天，我去醫院探望他，他形容憔悴，已經多天無法躺著睡，倦極便伏在桌上歇息，講說話也很困難。他太太說，近日阿強經常問，為甚麼天父不早些接他回天家？我聽了不懂得反應，衝口而出說，也許天父想你多留一會，看著女兒考完文憑試才離開。阿強聽了沒說話，只是流眼淚。我心裡極傷痛，有那一位父親不想看著自己女兒中學畢業？可是那腫瘤的折磨實在太痛苦，讓人寧可盡早結束一切。
年初八那天，阿強離開了世界。我把信息發給小冰，小冰用短訊告訴我，即使在他最後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阿強哥還是惦記著她，經常發信息關心她、鼓勵她。我聽了很受感動，阿強的信心和愛心遠比我大，雖然他信主不久，但他用生命為基督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
阿強走了以後不久，小冰的情況也開始惡化，不夠氣力推輪椅，不敢下樓去公園活動，我和阿強太太商議，合力弄了一台國產的電動輪椅回來，送去小冰家裡，她高興得不得了，果然頻頻去公園，還用手機拍照傳給我們看。我偶而到戶外鍛練，也拍一些藍天綠地的照片鼓勵她，直到有一天，WhatsApp平台上不再出現雙藍剔，我託治療師向醫院查詢，得悉小冰離開了。
誰是負傷的治療者？短短幾個月內，我失去了兩個院友，而在整個過程中，我是那樣的無奈、無能、無助，完全沒法講甚麼安慰的說話，給人盼望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只能默默地看著好朋友受苦、呻吟、掙扎。我跟上帝說，我沒資格當受傷的醫治者，我完全不配；唯有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那勝過死亡復活永在的主，才是受傷的醫治者，才能夠給活在絕望痛苦中的人安慰和盼望。
隨著時日過去，傷痛的感覺開始淡出，與阿強短暫卻深刻的同行經歷，給我留下的印記，變成溫馨美好的回憶。想起他，我就想到那張堅強的臉，躺在治療室裡拚命鍛練；那份單純的信心，單腳站在施洗台前，向全世界宣認他的信仰；那份熱摯的盼望，知道死亡並不可怕，只是永恆生命的開端；那份無私付出的愛，在自己最痛苦的時刻，仍不忘安慰身邊的親人和朋友。這一切，撫慰著我被傷痛折磨的心，給我勇氣和力量。我終於明白，他是那受傷的醫治者，上帝藉著他醫治與他同行的人。
（原載於作者Facebook，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