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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城市研究增加扶貧事工的果效

扶貧工作的一個主要障礙就是將問題過份簡化,誤解或甚至忽略問題的核心,特別是我們在作義工或捐款後,便有一個問題已被解決的錯覺。著名作家及資深扶貧工作者林頓(Robert D. Lupton)在《慈惠的毒害》(Toxic Charity)一書中指出,很多善舉不但沒有真正和長遠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反而為他們帶來傷害,加深他們的依賴和無助感,甚至鼓勵不誠實的行為和荒廢工作。扶貧有時就像教小孩子,父母都有傾向幫子女完成他們份內的工作,因為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容易和直接了當的,但卻妨礙子女的成長和品格塑造,適得其反。

要真正解決問題便要作認真的研究,以找出問題的癥結和有效的解決方法,但由於研究者往往來自不同的背景,其觀點和可運用的資源往往跟受助者有很大的差別,所以能謙卑聆聽,並深信受助者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資源便非常重要。九十年代初「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基金被邀請到越南解決數以萬計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希望在有限的資源和六個月時間內見到成效。傳統智慧會告訴我們一些真確但無用(true but useless)的因素,如惡劣的衛生環境,缺乏乾淨的用水,偏低的教育水平及缺乏有營養的食品等等。

負責這個項目的史達能(Jerry Sternin)決定以亮點(bright spot)為始,嘗試了解為甚麼在同樣的環境下,有些兒童較為健康,沒有營養不良的問題。他發現這些兒童被餵養的次數不但比較頻密,積極性也較強,而且他們的食物夾雜了蝦毛和蕃薯葉等,那是一般被認為是成人的廉價食物,但卻正正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蛋白質和養份。史達能便跟本地社群協作,設計和組織了群體學習,安排這些較健康小孩的母親教授餵養和烹調的方法,與其他母親一起準備這些實惠的健康餐,和實踐積極多餐的餵養方法。六個月後,65%的孩子在營養方面都得到改善,這些果效在史達能離開後仍然持續,並有很多部落爭相仿傚,最後在265個村落和220多萬人中落實,整個過程都沒有外援,花費亦微不足道。

這個計劃成功的原因相信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母親們都得到很實際和清晰的指示;二、她們看到希望,認為改善的方法是可行的;三、當愈來愈多人實踐,便有社會壓力去跟著做;四、這是他們自己的方法,不是外人強加的。在資源貧乏的社群中,研究者能拋開成見,向社群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研究上亦愈來愈多人採用「欣賞性探究」(appreciate inquiry)。這種方法跟傳統的「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不同,其基本假設不是組織出現問題,而組織本身就是一個謎,充滿著可能性,讓我們擁抱。

所以首要探索的是欣賞和看重組織的亮點(what is),進而構想「可怎樣」(what might be),再製造「應該怎樣」(what should be)的對話,簡單來說就是發現(discover)、發夢(dream)、設計(design)及執行(deploy)。假如我們能多以「欣賞性探究」去看我們的城市、社群或「問題」,我們可能發現不少亮點和希望的展示(signs of hope),我們服侍的社群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對象,從他們身上可發掘出意想不到的洞見和資源,令社區更新、城市轉化。

(作者為伯特利神學院城市事工教授、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本文為關懷貧窮生命轉化系列文章,由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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