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初遇襲受傷，在病榻上寫了好些短篇感言，二○一五年夏結集成書，名為《迎鋒而立》。二○一五年秋，替《明報》副刊寫書評，為青年人介紹啟蒙書籍，二○一六年夏結集成書，名為《書海迎風》。二○一七年初，我在《時代論壇》和《格思》（iQuest）已發表了不少和基督信仰有關的文章，心中開始盤算，不如把文章結集成書，當時連書名也想好了，叫《迎峰心旅》，寓意基督徒入世是一趟登山朝聖的心靈旅程。我為此求問上帝，在每天默想聖經與禱告時安靜等候，但得不到任何鼓勵，我感到有點不對勁，於是決定把事情先放一放，沒有和相熟的出版界朋友洽談。
二○一七年秋天，我看到公民廣場案和東北發展案的上訴裁決，把原來判了社會服務令的年輕人改判即時監禁，感到不服氣和難過，覺得要為這些年輕人講幾句公道說話。他們雖然觸犯了法律，但他們並非像上訴庭法官說的「口是心非」，他們是誠實善良、關心社會的青年，只是選擇了一條法律不容許的抗爭之路，所以要接受法律制裁。我們可以不認同他們的抗爭手段，但應該理解他們的出發點和目標，尊重他們為社會尋求民主與公義的情操。
我完全沒有料到，寫這個《給下獄青年的信》會持續這麼長的時間，寫了這麼多篇，遠遠超出我當初的計劃。事實上，我在寫作路上一直有疑惑，我是頑固的「和理非」堅持者，不贊成勇武抗爭，與積極參與社運的年輕人「道不同不相為謀」，加上我是「大中華膠」，從小便選擇做中國人，與社運青年普遍抗拒中國，可謂壁壘分明。而且，我關心的對象有許多並非基督徒，我在每週信函中和他們分享自己在基督信仰裏的靈性追尋和掙扎，這樣是否適合？
我把這些疑問，在默想和禱告中帶到上帝面前。我和上帝說，寫這些信不是為了說我想說的話，是說祢想說的話，如果祢沒有話要對他們說，我就擱筆好了。然而，上帝不讓我停下來，每次動筆卻想不到該寫甚麼時，總會有信息自然浮現，大部份是新的、從未形諸文字的，也有部份是舊的、過去發表過的文章；有一些信息湧現時，大半個晚上無法入睡，翌晨醒來仍歷歷在目。這種半被動的寫作方式，我過去甚少體驗，起初很不習慣。事後回看，我相信上帝是藉著這寫作歷程教導我，讓我學習怎樣去理解和關心香港年輕一代。
二○一八年初，我開始思索，是否該把信函結集，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直覺認為，該找一家大的基督教出版機構，這樣比較保險。然而，在禱告中浮現的，卻是一家我不認識的、規模較小的出版社的名字，我有點莫名其妙，硬著頭皮問一位在神學院教書的朋友，拿了那出版社負責人的聯絡方法，冒昧地詢問對方是否願意為我出版；我還特地說明，這些文章全部在網上發表過，公眾隨時可以上網免費檢閱，印刷成書未必有很多人購買，要冒一定的風險，誰知對方一口答應。就這樣，德慧文化成了《給下獄青年的信》的出版機構。
（《給下獄青年的信》現已出版，於香港書展一樓榆林書店及三樓德慧文化攤位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