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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寻知」:西方哲学知识与信仰传统之结合与分离

如笔者之前的文章〈哲学的缘起:「解释」〉所言,哲学皆源于对神话解释之不满。西方不满神话对自然之解释,欲寻求知识,因而探讨「真实性」,由知识论入形上学;汉邦则不满神话对社会之建释,欲建构人伦,因而探讨「正当性」,由伦理学入形上学。两者最终皆指向探讨「存在基础」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庞统地归纳,说西方传统关心知识,汉邦传统关心伦理。这大概也是梁漱溟1、牟宗三2和劳思光3等人的说法。

但这种说法除了忽略了西方与汉邦以外其他哲学之形态以外,更过度简化西方哲学传统。固然,「重视知识」是西方哲学其中一重要特色,但西方哲学之历史发展过程却始终无法摆脱基督宗教之影响。其关系有是神学与哲学之互相冲突,有时却是相辅相成。故此,不识西方哲学,则不识神学;不识神学,亦不识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并非只有知识传统,同时亦包含来自犹太——基督宗教之信仰传统

神学与哲学之界线

田立克在《系统神学》卷一提出了哲学与神学之区分:他认为,哲学只研究「存有的结构」,而只有神学才是探讨「存有之意义」。4故此,神学要研究存在之意义,仍得先借助哲学研究存在的结构。虽然这区分似乎对汉邦哲学及印度哲学并不适用,5但对西方哲学大致还是适用。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拒绝神话对宇宙来源之解释开始,古希腊哲学已经是关心存有事物之构成。针对「何为构成万物之元素」之知识问题,泰勒斯说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说是「阿派朗」(ἄπειρον,无限),阿那克西美尼说是气,毕达哥拉斯说是数,赫拉克利特说是火,色诺芬尼说是水土,巴门尼德说是存有,德谟克利特说是原子⋯⋯,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方法论的问题。苏格拉底却更进一步,追问建构这些知识的方法。苏格拉底本身没有答案,提供答案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理性,亚里士多德重视经验,因而展开两套对立的传统,主宰了西方哲学史之发展。

上述就是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上西方哲学史课大概会学到的说法:理性主义大体依从柏拉图一系,以理性建构知识,而经验主义则大概跟从亚里士多德一路,以经验建构知识,直到康德才把两者统合,探讨人类意识之结构如何将理性与经验建构成知识。但是过度简化的描述,对西方历史略有认识的人马上会问:怎么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中间的千多年消失了?这千多年正是犹太一神信仰与希腊哲学冲突与融合之重要时期。

「前哲学」的犹太一神信仰:「超越性」

基督徒应该对旧约圣经亚伯拉罕和约瑟故事并不陌生,却未必会深究亚伯拉罕和约瑟二人所代表之历史与文化意义。如果我们单单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那段流离颠沛的故事,我们可能会以为他们只是落后的游牧民族,以为创世记只是阿拉伯沙漠版本的《溏心风暴》;然而,从亚伯拉罕和约瑟二人活动之地理位置,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一惊人发现:希伯来人的祖先原来跟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这两个已灭亡之文明古国有关。根据圣经,上主是「从迦勒底的吾珥」把亚伯拉罕领到迦南;而被卖到埃及为奴的约瑟最后为宰相,时间大概是辛努塞尔特二世在位之时(1897-1879 BC)。虽然两者皆无圣经以外的历史文献支持,6但两者起码说明创世记作者尝试将希伯来人与两大古文明扯上关系。再者,从犹太教之典章制度,我们亦不难发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摩西律法与汉摩拉比法典就经常被学者比较,认为摩西律法之「以眼还眼」原则与汉摩拉比法典极度相似。7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以「沙漠型风土」来解释犹太信仰之形成。他认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一共通点:皆高温、炎热、干燥,只有河「极为狭窄的两岸有些湿润」。8埃及文明沿尼罗河而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沿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而建。和辻氏认为,「生活在干燥中的人总是在『渴望』,这是一种对水的渴求⋯⋯人们为了生存要与他人相争相战」,因此「沙漠型人」有两种特性:「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始终是一种对抗性、战斗性的关系」,以及「在自然作斗争,人们要团结⋯⋯所以,沙漠型人特别需要生存于共同体内。」9以色列人就是一典型例子。「⋯⋯如果以色列是将耶和华视为战神守护神的一种战斗联盟、宗教联盟的话⋯⋯耶和华早在传说之始就已经统一了各个部族之中。」10

但和辻氏始终未能解释的是:为何再众多沙漠民族之中,最终只有以色列人提出以一祖宗神统一各部族,成一超越神呢?巴比伦、埃及等沙漠文明,皆为多神教(埃及法老阿肯那顿尝试独尊阿顿一神,结果失败),其帝国版图远大于强盛时期的所罗门以色列王国,亦无发展出统一各族、超越之宗教。从亚伯拉罕宗教的角度来说,我们会说因为只有犹太人是「上帝选民」,得到上帝启示;而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则可以说,这正好说明了文化乃取决于个人自由意志而非环境条件。人信一神或多神是由意志决定,非由环境决定。

无论如何,犹太提出了超越之一神概念,与依然停留于神话阶段的邻近文明显得格格不入。相比起充斥着爱情与暴力的希腊神话,旧约圣经实在「闷死人」,老是上主不断说教、祝福和审判。你不会在圣经看见好色的宙斯、美丽的维纳斯、「好打得」的阿瑞斯和雅典娜等。埃及与希腊神话仍将诸神限制为代表特定自然现象或社会事物之神,没有「超越」之神;就算法老阿肯那顿要独尊阿顿,阿顿也只是太阳神,阿顿之形象依然无法脱离「太阳」此自然之物,超越性不足。只有犹太人之上帝才超越了自然与人文之象征。将上帝「偶像化」,就是与上帝超越性之本质相违,在律法是大罪。

三一神信仰传统:既希腊又希伯来

基督宗教诞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此时以色列之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其文化借着犹太教信仰被保存下来。犹太教重视之律法,与罗马帝国之民法,固然亦有相近之处,但本文关心的不是两者共享的法律传统,而是犹太教独有的一神信仰传统与希腊哲学知识传统之相遇,而这种相遇并非在罗马帝国治下才出现,早在亚历山大帝治下,中东早已接触希腊哲学。其中一证据就是与斯多葛学派(Stoic)同样具有怀疑主义倾向,并且从语言特性11看来可能成书于希腊化时期(333-143 BC)12的旧约圣经之传道书。

但去到公元第一世纪,犹太哲学家斐罗(Philo, 20 BC-50 AC)才真正尝试将希腊哲学知识传统与犹太教之一神信仰结合。居于埃及亚历山大的斐罗同时学习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努力尝试以希腊哲学为犹太信仰辩护,以希腊哲学释经。斐罗的进路启发了初期教会「寓意解经」的亚历山大学派;13亚历山大派的始祖圣潘代诺(St. Pantaenus)正是斯多葛学派之哲学家,影响了其学生亚历山大的圣革利免(St. Clement of Alexandria) 及俄利根(Origen)。

不过,如果我们以为基督宗教是纯然犹太教的延伸,代表一神信仰传统,实为误解。首先,新约圣经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其成书本身就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其次,基督宗教与犹太教之最大不同,在于基督论及三位一体,而希腊文化与哲学正好成为这两大教理的解释工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则作为上帝之耶稣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见者,而是吊诡地既希腊又希伯来:他似希腊神话之神,有人之样式,有人性,会死亡,但他同时是希伯来之神,为超越者,有神性,有永生。基督死而复活正好彰显基督同时拥有神人二性之特点。但问题来了:既然基督是上帝,那基督与旧约之耶和华及新约之圣灵有何关系?尼西亚大公会议最终采纳了三位一体信仰。这「三位一体」之问题,正好是一古希腊哲学之传统问题:「一与多」之问题。先前提到的苏格拉底哲学家,不就是尝试将万物统合吗?希腊哲学「统合」之功能,多神论的希腊神话用不上,但在三位一体的基督宗教就大派用场;然而,基督宗教之三一信仰传统并不代表能使知识传统与一神信仰传统完全融合,而信德(Credo)与智德(Intellego)之冲突即主导了经院哲学之发展。

「信而寻知」或「为知而信」

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St. Anselm)在《议论》(Proslogion)一书中总结圣奥古斯丁之神学时,提出「信而寻知」(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与「为知而信」(Credo ut intelligam)之说。此说正好总结了经院哲学什至往后整个天主教神学之形态;圣安瑟伦说:「非因知而能信,乃因信而能知」(Neque enim quaero intelligere ut credam, sed credo ut intelligam)。(Proslogion I)故此,从教父时代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家视信仰先于知识,而且仅将理性视之为辅助信仰之工具。这一观点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九九八年的通谕《信德与理性》(Fides et ratio)再次被天主教会确认。

诚然,希腊重知识,犹太重信仰,两者本非完全矛盾;但两者本来确实旨趣各异、範畴各异。然而经院哲学之「信而寻知」却大大限制了哲学之发展,将知识限制在信仰之内,将哲学视作神学之婢女。信仰对知识之压抑,最终造成知识传统对信仰传统之反抗,令哲学和神学分道扬镳。

小结:信仰与知识之分际

虽然哲学与神学早已分家,但无论是学习哲学还是神学,必须正视西方哲学史之多元性:西方哲学并非只有希腊哲学一支「知识传统」,亦非只有犹太的一支「信仰传统」。劳思光将两者之矛盾夸大成重智精神与重信精神之对抗,实为不当,忽略了两者重叠之处。我们应避免使用作为永恒不变实体之「精神」这种概念,因为精神永恒不变,则难以解释文化之改变;但传统则无不变之前设。传统是世代相传,会随时代而变,能与其他传统交流,能互相影响。

基督宗教诞生于罗马帝国治下之巴勒斯坦,而当时社会受到希腊文化与犹太两套文化传统互相影响,两者本身已有共通之处,而初期教会教父采纳希腊哲学作为神学之方法,并非纯然出于历史偶然,实有理论上之必然:三位一体本身就是希腊哲学「一与多」之统合问题。因此,当西方哲学进入中世纪时,经院哲学就出现用希腊哲学概念解释信仰与神学问题之风气;但这种做法扼杀了哲学活动的可能性,也限制了神学之方法论。最终,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两者渐渐分离。刻意避谈基督信仰,无助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同理,不理解希腊哲学,亦阻碍我们认识基督信仰。

作者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专攻
文化哲学、诠释学、黑格尔哲学、
齐克果哲学、语言哲学及历史哲学,
对于大公教会礼仪与圣乐有浓厚兴趣。内文粗体为作者所标示。)


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
3. 劳思光:《文化问题源流论》(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4. Tillich, Paul, Systematic Theology, 20.
5. 以儒学为例,自刘述先以来,当代儒学几乎已肯定了儒学存在田立克所言之终极关怀,具有宗教性,关心存有之意义,但儒学到底有无探讨过「存有的结构」呢?怎样才算对结构作出了描述?儒学本身欠缺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之方法论,故此问题实在难以回应。如此一来,儒学未能表现出对「存有结构」之分析,只是关心「存有之意义」,则儒学可能会被当成纯然的宗教,即「儒教」,而不再是哲学了。
6. Redford, Donald BA study of the biblical story of Joseph: (Genesis 37–50) (Leiden: Brill, 1970), 66-68.
7. Duncan, George S., ‘The Code of Moses and the Code of Hammurabi’, The Biblical World, Vol. 23, No. 3 (Mar., 1904), 188-193.
8. 和辻哲郎、陈力卫译,《风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1。
9. 同上。
10. 同上,50。
11. 《传道书》使用波斯语及亚兰文字词,故不可能早于450 BC即犹太人被掳前成书。见 Seow, C.L., "Ecclesiastes", in Coogan, Michael D. (ed.)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3rd ed.),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44. 因此亦又学者反对希腊成书说,提出波斯成书说,认为《传道书》不曾受希腊文化影响。当然,从哲学角度来看,此说实在难以解释传道书与斯多葛学派之相似。
12. Gilbert, Christopher,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A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Paulist Press, 2009), 124-125.
13. 任卓贤:〈东方传统〉「东西方教父的释经传统」讲座(香港:德慧文化图书公司,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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