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的六月，香港社會為著《逃犯條例》的修訂而沸騰，以百萬計的巿民走上街頭表態，特區政府依然執意立法；到「撤回」兩字宣之於政府的口，已經是三個月後的事——那時嚴重警民衝突持續不休，官民信任幾近冰點，而民間關於特赦、徹查警暴、撤回暴動定性、要求特首下台和全面直選等等的呼聲，依然不輟。
到了今天，踏入《港區國安法》實施下的首個反送中運動週年紀念，民間社會的強烈表態行動不再復見，不過官民之間的信任與溝通仍是未見修復。這既反映在客觀的社會科學調查數據，特首民望低處未算低；也反映於愈見熾熱的移民浪潮，以及出現於政策溝通上的種種困局。即使事涉抗疫茲事體大，由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到一支疫苗，社會大眾對於官方的說法，都顯得步步為營，戒心重重，寧可相信最基本而又眼看得到的，例如繼續戴好口罩、親筆填寫食肆出入記錄，以至留意世界其他地方的疫苗數據等等。有高官以「鬥氣」來形容情況，忽視香港社會多年來尊重個人權利（包括維護身體自主）高於政務統攝的取向，實在無助解決問題，只會讓結纏得更緊。
然而在現今的處境下，如何能解開官民之間的結？恐怕眼前沒有很多樂觀的理由。當大量直選民意領袖被拘捕，未審先囚不知到何時；當國安法例定義含糊，詮釋空間廣闊又罰則極重；當各式各樣的政治紅線加上匿名舉報，讓巿民動輒得咎；當民間專業團體監管權力愈見被政府收回，專業自主備受蠶食；當議會選舉中地區直選比例大幅縮減，選票愈見不等值；結果，最需要說意見的，或已身陷囹圄而不能說，或因為政治壓力而不敢說，或踏上離開家園逃難或流亡之路而不堪說。那麼，最需要聽意見的人，還有多大機會聽得到？當說真話的代價，隨時會是無了期的關柙，要談信任溝通，又可以從何談起？平靜了，平安了，是否真的平靜，真的平安？
客觀局勢上，沒有很多讓人樂觀的理由；也不是每一個人有充足的心力和清晰的召命，讓他得以應對如斯局勢。不少人離開這城，尋找更自由、更公義、更安全的空間，實在不是罪過，其情可憫。但那些為了鄰舍而留在家園，一步一腳印地嘗試撐過去的，當中的意義看在上主眼裡，總不會消失，祂仍會聆聽念記。這份意義，不會因為城巿的最終走向如何，而失去光芒。德蘭修女沒法阻止所照顧的垂死貧民離世，馬丁路德金牧師還沒有看到種族歧視得以消減就被暗殺，但他們在世所留下的足跡，卻是意義非凡，一直存留至今，讓人曉得在這缺憾處處的人世間，還是有值得盡力擺上的慈心，值得盡力追尋的公義，無論得時不得時。而說到底，我們每一位都要親自向上主交帳，祂才是我們生命的主宰——無論是好撒馬利亞人抑或文士祭司，是綿羊抑或山羊，是升斗巿民抑或大獨裁者。求主光照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