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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上主不忘记——
反修例两周年的香港

两年前的六月,香港社会为着《逃犯条例》的修订而沸腾,以百万计的巿民走上街头表态,特区政府依然执意立法;到「撤回」两字宣之于政府的口,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那时严重警民冲突持续不休,官民信任几近冰点,而民间关于特赦、彻查警暴、撤回暴动定性、要求特首下台和全面直选等等的呼声,依然不辍。

到了今天,踏入《港区国安法》实施下的首个反送中运动周年纪念,民间社会的强烈表态行动不再复见,不过官民之间的信任与沟通仍是未见修复。这既反映在客观的社会科学调查数据,特首民望低处未算低;也反映于愈见炽热的移民浪潮,以及出现于政策沟通上的种种困局。即使事涉抗疫兹事体大,由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到一支疫苗,社会大众对于官方的说法,都显得步步为营,戒心重重,宁可相信最基本而又眼看得到的,例如继续戴好口罩、亲笔填写食肆出入记录,以至留意世界其他地方的疫苗数据等等。有高官以「斗气」来形容情况,忽视香港社会多年来尊重个人权利(包括维护身体自主)高于政务统摄的取向,实在无助解决问题,只会让结缠得更紧。

然而在现今的处境下,如何能解开官民之间的结?恐怕眼前没有很多乐观的理由。当大量直选民意领袖被拘捕,未审先囚不知到何时;当国安法例定义含糊,诠释空间广阔又罚则极重;当各式各样的政治红线加上匿名举报,让巿民动辄得咎;当民间专业团体监管权力愈见被政府收回,专业自主备受蚕食;当议会选举中地区直选比例大幅缩减,选票愈见不等值;结果,最需要说意见的,或已身陷囹圄而不能说,或因为政治压力而不敢说,或踏上离开家园逃难或流亡之路而不堪说。那么,最需要听意见的人,还有多大机会听得到?当说真话的代价,随时会是无了期的关柙,要谈信任沟通,又可以从何谈起?平静了,平安了,是否真的平静,真的平安?

客观局势上,没有很多让人乐观的理由;也不是每一个人有充足的心力和清晰的召命,让他得以应对如斯局势。不少人离开这城,寻找更自由、更公义、更安全的空间,实在不是罪过,其情可悯。但那些为了邻舍而留在家园,一步一脚印地尝试撑过去的,当中的意义看在上主眼里,总不会消失,他仍会聆听念记。这份意义,不会因为城巿的最终走向如何,而失去光芒。德兰修女没法阻止所照顾的垂死贫民离世,马丁路德金牧师还没有看到种族歧视得以消减就被暗杀,但他们在世所留下的足迹,却是意义非凡,一直存留至今,让人晓得在这缺憾处处的人世间,还是有值得尽力摆上的慈心,值得尽力追寻的公义,无论得时不得时。而说到底,我们每一位都要亲自向上主交帐,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是好撒马利亚人抑或文士祭司,是绵羊抑或山羊,是升斗巿民抑或大独裁者。求主光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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