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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自由與免於受歧視自由之間的衝突:
對美國最高法院年度判決及其沉默的倫理學分析

美國社會時移勢易,隨著LGBTQ人士社會地位提升,同性婚姻合法化,各州反歧視政策雷厲風行,美國福音派教會人士一直擔心會受到逆向歧視。不願意為同性婚禮提供服務的基督徒小商人(蛋糕店店主、花店店主、攝影師、網頁設計師)就首當其衝,在某些州受到檢控及懲罰。其中有些法律訴訟,已經上訴到了美國最高法院;二〇二一年初夏,聯邦最高法院在暑休前兩星期,對這些訴訟釋放出了一些曖昧的信息。

首先是一個令大家很驚訝的「9比0」一致判決,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九個大法官罕有地頒發了對《富爾頓訴費城市政府》的一面倒勝訴判決。事源美國各地都有未成年青少年生活在有家暴威脅的家庭中,同時亦有一些富有愛心的家庭願意臨時照顧他們,提供寄養服務。但位於供求關係中間的,是一些寄養服務機構及當地政府。寄養服務機構的角色首先是招募、評估及認證誰適合擔任寄養受託人,過程中需要家訪,確定這個居住環境及志願者適合寄養服務。認證後,當地政府會轉介這些有需要的青少年給他們,然後這些寄養機構會繼續與這些志願者合作,提供相應的援助。

費城的天主教社會服務處提供寄養及領養服務已經有超過兩百年歷史,按照天主教價值觀為市內有需要人士提供各樣社會服務。然而,費城市政府於二〇一八年改變遊戲規則,拒絕與不願意認證同性伴侶為寄養人的機構合作,不再把有需要的青少年轉介給受天主教社會服務處認證的寄養家庭,理由是天主教社會服務處違反了新合約中的不歧視政策。但費城的天主教社會服務處不服。首先,他們歷來都是按照天主教價值觀運作,除了同婚伴侶,他們也不會認證未婚同居人士(不分性傾向),因為他們的信仰認為這都不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其次,同性伴侶沒有受到歧視,因為整個費城還有廿九個寄養機構願意認證同性伴侶。第三,天主教社會服務處只要求自己按美國憲法保障的宗教活動自由運作,成為費城政府的三十個合作夥伴之一,而沒有把天主教價值觀強加給全費城。

最高法院宣判訴訟人富爾頓女士勝訴,她已經提供過寄養服務給超過四十個小孩,她是天主教徒,受費城天主教社會服務處認證;最高法院宣判費城市政府日後要繼續轉介有需要的小孩給她。然而,這個9比0判決只是表象,宗教活動自由其實沒有充份得到保障。首先,這個勝訴只是一個枝節上的險勝。最高法院判費城市政府敗訴,是因為費城市政府在二〇一八年開始,在寄養服務合約中加進一個反歧視條款,但新合約中同時有另一個條款容許市政府某些機構有例外豁免。最高法院一致認為,既然有這個豁免條款的存在,說明市政府無意把這個反歧視政策作為一個放之全市而皆準的硬性規定,而費城天主教社會服務處理應得到這個豁免。其次,費城市政府如果輸打贏要,可以從此在合約中去掉這個豁免條款,那麼天主教社會服務處還是違反市政府的反歧視政策,也違反最高法院之前的判例。這是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九〇年《俄勒岡州政府就業部訴史密夫》的判決中,裁定宗教活動自由並不豁免於對宗教中立的法律;換言之,面對其他中立法律的約束性,宗教活動自由就會受到限制。

簡言之,透過歷屆最高法院對憲法的詮釋,有兩個同樣受美國憲法保護的自由彼此會有衝突:宗教活動自由、免於受歧視的自由。自從二〇一五年最高法院以5比4票之微勝宣判同性婚姻受憲法保護之後,這兩個自由之間的衝突就與日俱增,但聯邦最高法院一直拖延時間,不處理這個棘手的憲法問題。其實,這個《富爾頓訴費城市政府》判決已經是近年第三次迴避這核心問題。

最高法院多次迴避相關課題

正如前述,隨著同性婚姻在全美國合法化,不願意為同性婚禮提供服務的基督徒小商人就首當其衝,在某些州受到檢控及懲罰,有兩個訴訟已經上訴到了聯邦最高法院。最廣為人知的是科羅拉多州的蛋糕店東主Jack Phillips,他的案子在二〇一八年由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判定科羅拉多州政府敗訴,同樣是由於枝節上的理由。事源科羅拉多州政府在訴訟過程中,多次流露出對Phillips宗教信仰的敵視,顯示這個公共政策並非對宗教中立;因此,最高法院判Phillips勝訴。換言之,相關人士若沒有這些敵視信仰的言論,個案純屬宗教活動自由與免於受歧視自由之爭時,Phillips仍會是敗訴。這是最高法院近年第一次迴避這兩個自由之間衝突的問題。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聯邦最高法院在暑休前一天,再次暗示了這個迴避。事源華盛頓州的小花店東主Barronelle Stutzman在二〇一四年,與她一個長期客戶Rob之間的友善對話。她知道對方是同性戀者,十年來樂意為他及他的伴侶提供服務(生日、週年紀念等)。但當Rob某天請她為他的同性婚禮設計花卉佈置,女東主非常有禮貌地告訴Rob,因為信仰原因,這次未能幫忙,同時轉介了當地三個她認為可提供優質服務的花店給他。他們二人很友善地結束了這次對話。然而,Rob的伴侶知道後非常生氣,在社交媒體公告天下,引起華盛頓州的司法部長注意,控告Stutzman女士歧視。州法院判Stutzman敗訴,除了罰款,還命令她若堅持不向LGBTQ人士提供服務,以後就不准營運。她不服,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然而,二〇一八年聯邦最高法院把這個訴訟退回給州政府,要求他們檢查有沒有仇視宗教信仰的因素(這是近年第二次迴避這兩個自由之間衝突的問題)。華盛頓州政府重審後堅持沒有,維持原判,於是Stutzman第二次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然而,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聯邦最高法院在暑休前一天,沒有任何解釋地宣佈不受理此案(最高法院需要至少四個大法官願意聆訊,才受理上訴)。這是最高法院近年第四次迴避了這兩個自由之間衝突的問題。

與此同時,科羅拉多州的蛋糕店東主Jack Phillips再次受針對,竟然在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再度被州政府法官判罰款。這次是一個跨性別律師,於二〇一七年要求Phillips為其轉換性別慶祝派對設計一個外藍內粉紅的蛋糕(象徵由「他」轉換為「她」),Phillips以信仰為由不接受這個服務要求,他解釋自己也同樣以信仰理由不為萬聖節前夕主題設計蛋糕。這次科羅拉多州政府學乖了,不敢接這刑事訴訟;然而當事人卻以民事法起訴Phillips,最後,州政府法官於上個月判Phillips敗訴,要罰款。

一向為維持宗教活動自由而提供法律服務的志願團體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在網頁上鼓勵大家不要絕望,因為有其他州政府法庭的相關判決剛剛相反。這一連串的訴訟已超越宗教活動自由,而是藝術工作者有沒有創作自由,能否拒絕創作違反他個人信仰主題的作品。不少評論者認為,美國最高法院早晚要處理這兩個自由之間衝突的問題。Amy Coney Barrett大法官在其《富爾頓訴費城市政府》獨立判詞中暗示,最高法院之所以在這幾年一直迴避這問題,是因為這牽涉到推翻一九九〇年《俄勒岡州政府就業部訴史密夫》的最高法院判決;若要推翻這個超過三十年的判決,有一大籮的法律問題要同時得到妥善處理。在還沒有足夠的其他法律配套之前,他們只能採取拖延政策。與此同時,在這個費城訴訟的判決中,出現這個罕有的9比0一面倒判決,清楚顯示這九位大法官日益重視宗教活動自由要受到保障這個問題。

福音派教會要重新學習與異見者對話

絕大多數上年紀的美國福音派人士對最高法院這個9比0判決是非常雀躍的,他們只是惋惜沒有同時推翻一九九〇年的《俄勒岡州政府就業部訴史密夫》判決。但個別有心人如惠頓大學葛培理中心的Ed Stetzer,在六月廿六日的博客文章末部,還是善意勸告福音派教會,在慶祝之餘,還需要反省,我們在對待LGBTQ人士上是否可以有所進步,「教會必須學習,面對以往我們無知及仇視的漫長歷史,如何實踐愛。」

「仇視」?大部份上年紀的福音派人士只會抱怨,都是LGBTQ人士仇視我們,我們哪裡有仇視他們啊?大家都景仰的福音派領袖畢德生(Eugene Peterson,二〇一八年離世),生前授權一個作者為他寫傳記,並提供自己與他人通信的所有內容給作者閱讀使用。這本A Burning in My Bones在二〇二一年三月出版,裡面披露畢德生牧師當年與友人通信中,對福音派人士對同性戀者的仇視非常不滿,不齒與他們為伍(頁282-285)。現在,一些年輕的福音派學者如美國貝勒大學的Matthew Lee Anderson(今年不到四十歲)經過深入研究,找到大量證據,顯示從一九七七年起,福音派人士高調動員信徒去反對LGBTQ人士享有一般人都有的公民權利,從此掀起一場你死我亡的文化戰爭。因此,現在雙方的互相敵視局面,福音派人士要負始作俑者責任。

法律不能解決目前美國教會及社會內劍拔弩張的文化戰爭,只有真誠的宗教及道德情操才能解決超越法律的根深柢固的心靈問題。福音派教會要從頭開始學習愛敵人的功課,學習如何與異見者有文明的對話,而不是動不動就發動文化戰爭。

(分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為美國洛杉磯正道福音神學院倫理學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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