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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自由与免于受歧视自由之间的冲突:
对美国最高法院年度判决及其沉默的伦理学分析

美国社会时移势易,随着LGBTQ人士社会地位提升,同性婚姻合法化,各州反歧视政策雷厉风行,美国福音派教会人士一直担心会受到逆向歧视。不愿意为同性婚礼提供服务的基督徒小商人(蛋糕店店主、花店店主、摄影师、网页设计师)就首当其冲,在某些州受到检控及惩罚。其中有些法律诉讼,已经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二〇二一年初夏,联邦最高法院在暑休前两星期,对这些诉讼释放出了一些暧昧的信息。

首先是一个令大家很惊讶的「9比0」一致判决,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九个大法官罕有地颁发了对《富尔顿诉费城市政府》的一面倒胜诉判决。事源美国各地都有未成年青少年生活在有家暴威胁的家庭中,同时亦有一些富有爱心的家庭愿意临时照顾他们,提供寄养服务。但位于供求关系中间的,是一些寄养服务机构及当地政府。寄养服务机构的角色首先是招募、评估及认证谁适合担任寄养受托人,过程中需要家访,确定这个居住环境及志愿者适合寄养服务。认证后,当地政府会转介这些有需要的青少年给他们,然后这些寄养机构会继续与这些志愿者合作,提供相应的援助。

费城的天主教社会服务处提供寄养及领养服务已经有超过两百年历史,按照天主教价值观为市内有需要人士提供各样社会服务。然而,费城市政府于二〇一八年改变游戏规则,拒绝与不愿意认证同性伴侣为寄养人的机构合作,不再把有需要的青少年转介给受天主教社会服务处认证的寄养家庭,理由是天主教社会服务处违反了新合约中的不歧视政策。但费城的天主教社会服务处不服。首先,他们历来都是按照天主教价值观运作,除了同婚伴侣,他们也不会认证未婚同居人士(不分性倾向),因为他们的信仰认为这都不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其次,同性伴侣没有受到歧视,因为整个费城还有廿九个寄养机构愿意认证同性伴侣。第三,天主教社会服务处只要求自己按美国宪法保障的宗教活动自由运作,成为费城政府的三十个合作夥伴之一,而没有把天主教价值观强加给全费城。

最高法院宣判诉讼人富尔顿女士胜诉,她已经提供过寄养服务给超过四十个小孩,她是天主教徒,受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处认证;最高法院宣判费城市政府日后要继续转介有需要的小孩给她。然而,这个9比0判决只是表象,宗教活动自由其实没有充份得到保障。首先,这个胜诉只是一个枝节上的险胜。最高法院判费城市政府败诉,是因为费城市政府在二〇一八年开始,在寄养服务合约中加进一个反歧视条款,但新合约中同时有另一个条款容许市政府某些机构有例外豁免。最高法院一致认为,既然有这个豁免条款的存在,说明市政府无意把这个反歧视政策作为一个放之全市而皆准的硬性规定,而费城天主教社会服务处理应得到这个豁免。其次,费城市政府如果输打赢要,可以从此在合约中去掉这个豁免条款,那么天主教社会服务处还是违反市政府的反歧视政策,也违反最高法院之前的判例。这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九〇年《俄勒冈州政府就业部诉史密夫》的判决中,裁定宗教活动自由并不豁免于对宗教中立的法律;换言之,面对其他中立法律的约束性,宗教活动自由就会受到限制。

简言之,透过历届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诠释,有两个同样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自由彼此会有冲突:宗教活动自由、免于受歧视的自由。自从二〇一五年最高法院以5比4票之微胜宣判同性婚姻受宪法保护之后,这两个自由之间的冲突就与日俱增,但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拖延时间,不处理这个棘手的宪法问题。其实,这个《富尔顿诉费城市政府》判决已经是近年第三次迴避这核心问题。

最高法院多次迴避相关课题

正如前述,随着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不愿意为同性婚礼提供服务的基督徒小商人就首当其冲,在某些州受到检控及惩罚,有两个诉讼已经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广为人知的是科罗拉多州的蛋糕店东主Jack Phillips,他的案子在二〇一八年由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判定科罗拉多州政府败诉,同样是由于枝节上的理由。事源科罗拉多州政府在诉讼过程中,多次流露出对Phillips宗教信仰的敌视,显示这个公共政策并非对宗教中立;因此,最高法院判Phillips胜诉。换言之,相关人士若没有这些敌视信仰的言论,个案纯属宗教活动自由与免于受歧视自由之争时,Phillips仍会是败诉。这是最高法院近年第一次迴避这两个自由之间冲突的问题。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联邦最高法院在暑休前一天,再次暗示了这个迴避。事源华盛顿州的小花店东主Barronelle Stutzman在二〇一四年,与她一个长期客户Rob之间的友善对话。她知道对方是同性恋者,十年来乐意为他及他的伴侣提供服务(生日、周年纪念等)。但当Rob某天请她为他的同性婚礼设计花卉布置,女东主非常有礼貌地告诉Rob,因为信仰原因,这次未能帮忙,同时转介了当地三个她认为可提供优质服务的花店给他。他们二人很友善地结束了这次对话。然而,Rob的伴侣知道后非常生气,在社交媒体公告天下,引起华盛顿州的司法部长注意,控告Stutzman女士歧视。州法院判Stutzman败诉,除了罚款,还命令她若坚持不向LGBTQ人士提供服务,以后就不准营运。她不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然而,二〇一八年联邦最高法院把这个诉讼退回给州政府,要求他们检查有没有仇视宗教信仰的因素(这是近年第二次迴避这两个自由之间冲突的问题)。华盛顿州政府重审后坚持没有,维持原判,于是Stutzman第二次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然而,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联邦最高法院在暑休前一天,没有任何解释地宣布不受理此案(最高法院需要至少四个大法官愿意聆讯,才受理上诉)。这是最高法院近年第四次迴避了这两个自由之间冲突的问题。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州的蛋糕店东主Jack Phillips再次受针对,竟然在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再度被州政府法官判罚款。这次是一个跨性别律师,于二〇一七年要求Phillips为其转换性别庆祝派对设计一个外蓝内粉红的蛋糕(象征由「他」转换为「她」),Phillips以信仰为由不接受这个服务要求,他解释自己也同样以信仰理由不为万圣节前夕主题设计蛋糕。这次科罗拉多州政府学乖了,不敢接这刑事诉讼;然而当事人却以民事法起诉Phillips,最后,州政府法官于上个月判Phillips败诉,要罚款。

一向为维持宗教活动自由而提供法律服务的志愿团体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在网页上鼓励大家不要绝望,因为有其他州政府法庭的相关判决刚刚相反。这一连串的诉讼已超越宗教活动自由,而是艺术工作者有没有创作自由,能否拒绝创作违反他个人信仰主题的作品。不少评论者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早晚要处理这两个自由之间冲突的问题。Amy Coney Barrett大法官在其《富尔顿诉费城市政府》独立判词中暗示,最高法院之所以在这几年一直迴避这问题,是因为这牵涉到推翻一九九〇年《俄勒冈州政府就业部诉史密夫》的最高法院判决;若要推翻这个超过三十年的判决,有一大箩的法律问题要同时得到妥善处理。在还没有足够的其他法律配套之前,他们只能采取拖延政策。与此同时,在这个费城诉讼的判决中,出现这个罕有的9比0一面倒判决,清楚显示这九位大法官日益重视宗教活动自由要受到保障这个问题。

福音派教会要重新学习与异见者对话

绝大多数上年纪的美国福音派人士对最高法院这个9比0判决是非常雀跃的,他们只是惋惜没有同时推翻一九九〇年的《俄勒冈州政府就业部诉史密夫》判决。但个别有心人如惠顿大学葛培理中心的Ed Stetzer,在六月廿六日的博客文章末部,还是善意劝告福音派教会,在庆祝之馀,还需要反省,我们在对待LGBTQ人士上是否可以有所进步,「教会必须学习,面对以往我们无知及仇视的漫长历史,如何实践爱。」

「仇视」?大部份上年纪的福音派人士只会抱怨,都是LGBTQ人士仇视我们,我们哪里有仇视他们啊?大家都景仰的福音派领袖毕德生(Eugene Peterson,二〇一八年离世),生前授权一个作者为他写传记,并提供自己与他人通信的所有内容给作者阅读使用。这本A Burning in My Bones在二〇二一年三月出版,里面披露毕德生牧师当年与友人通信中,对福音派人士对同性恋者的仇视非常不满,不齿与他们为伍(页282-285)。现在,一些年轻的福音派学者如美国贝勒大学的Matthew Lee Anderson(今年不到四十岁)经过深入研究,找到大量证据,显示从一九七七年起,福音派人士高调动员信徒去反对LGBTQ人士享有一般人都有的公民权利,从此掀起一场你死我亡的文化战争。因此,现在双方的互相敌视局面,福音派人士要负始作俑者责任。

法律不能解决目前美国教会及社会内剑拔弩张的文化战争,只有真诚的宗教及道德情操才能解决超越法律的根深柢固的心灵问题。福音派教会要从头开始学习爱敌人的功课,学习如何与异见者有文明的对话,而不是动不动就发动文化战争。

(分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为美国洛杉矶正道福音神学院伦理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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