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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跨页

香港的管治与社会未来
记「原地过渡人:香港传统精英大换血?」研讨会

近两年社会急剧转变,随之而来的是新一波移民潮。移民潮固然是值得细察的议题,但对于留港者而言,更重要的是未来香港的管治问题。恩光书院在八月廿一日主办题为「原地过渡人:香港传统精英大换血?」的网上研讨会,广泛探讨香港现在与未来要面对的各种管治与社会情况。

刘进图:中央对港早有具体描划 只欠时间表

面对近两年来社会与政界发生的事,万华媒体创意企划总监、前《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认为这是「二次回归」。他分析,这次「二次回归」其实早有征兆,在习近平刚上台的二〇一四年,国务院就发布了「一国两制白皮书」,反映中国新领导层对香港的管治政策,例如「爱国者治港」、「全面管治权」等如今耳熟能详的概念就在当时提出,可见中央对港早有具体描划,只是未有实施时间表。二〇一九年,因特首未能平息反修例风波,被召上深圳,北京就开始直接介入指挥香港事务,开始「二次回归」。

刘进图指,「二次回归」在具体部署上,先有人事更换。首先更换的是中央驻港的官员,包括空降习近平亲信夏宝龙接掌港澳办、骆惠宁接掌中联办、郑雁雄当上国安驻港人员,使他们成为治港权力中心,特区政府则被削权。

然后,就有中央直接替港订立的《港区国安法》,刘进图形容这是分水岭,因为以往从未试过运用如此手法替港立法。他亦认为《港区国安法》对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它修改了很多香港法律的基础规限,例如要指定法官审讯;多数被控者不准保释,威胁无罪假定原则;不设陪审团;英文条文无同等地位,故要参考内地法律的词汇解释,但词汇涵义宽阔;能以言入罪;未审讯但可先冻结资产、限制离境。刘进图指《港区国安法》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寒蝉效应,不少公民组织什至在威胁下解散。他形容,香港已失去集会结社、参选从政、言论等自由,所以引发社会信心危机,大批港人移民。

另外,他指出行政、立法、司法也在「二次回归」下有所更动。行政上可见有「文退武进」情况,港官有不寻常人事更换,政务官出身的高官被撤职或调任,而纪律部队出身的武官则获擢升,使执法队伍成了管治骨干。立法上,立法会的组成亦有大转变,中央可掌控的部份更多;更有参选资格审查,「反对派」若不积极表忠,连「入闸」也成问题,而且即使有民主派成功进入立法会,都只会是非常少数。他坦言,要到选举完结后,才会更清楚「新管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出身和运作。至于司法方面,如今即使是非国安法案件,控方可能都会寻求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而新设的投诉法官机制,亦会令司法人员承受更大、来自外间的政治压力,而且此制有可能影响人事任免。

中国希望香港成为「示範单位」

刘进图指,即使移民潮、开立离岸户口浪潮炽热,使本港资金流走,但在内地资金流入下,香港的股市、楼市依然一直高企,港元资产市场没有大幅下调。他分析,因为内地对资金的管制大,企业家把资金放在香港较能自由调配,所以内地的资金一直流向香港;而且原先打算在海外上市投资的内地资金,也因外国对中国企业的管制而流入香港。

虽然现在移民离开的人很容易就能将在港资产套现并带走,但刘进图认为这背后存在暗涌。他分享,有朋友曾和中方的官员沟通对话,指中方对资金外移有意见,因为香港人能在楼价高位套现,都是因为过去中国的资金流入,令资产价格上升,故现在有「割禾青」的味道,令中央感不满。若未来政府希望阻拦资产转离香港,他认为可能的措施包括:征收资产增值税、加强对大额资金转移的洗黑钱审查。

「二次回归」的转变造成移民潮,使香港人才流失,刘进图认为在教育、资讯科技与医护等专业行业情况犹见严重。故此,他说政府正打开输入境外人才的门户,多数因此而来的人都会是内地人,这会使香港的人口组成有所转变,而他们都会成为行业的管治精英。

谈到香港新的管治精英,他表示还需要多点时间观察,才可知道他们的特征、运行规则、管治文化和以往有何不同。而他凭现况可以推敲到的是,未来的管治精英可能会是在内地出生,懂得内地的潜规则,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并曾在香港或海外读书,有一定国际视野的人。他们对香港的了解不深,较认同内地制度,亦是香港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倾向拥护建制;在中国和西方间的争执中,会较支持中国一方。他指现在于中环金融机构上班的高层,正是这样的人。

他亦谈到有内地学者提出,中国希望香港成为「示範单位」,示範一个地方在中国内地的价值体系下,也可以有西方现代社会的外表,例如繁荣、先进科技、高度物质文明。若然成功,中国就可以向外国宣扬这「优越」的制度,使社会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没有西方社会的混乱,更希望外国接受什至学习中国这制度。所以,中央希望清除香港一些「不恰当」的西方思想,例如过份的自由、个人主义与抗争,并以「人心要回归」、「去殖」等概念正当化各种控制。他估计,表达西方思想、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人,会难以在公营机构立足,什至会在社会上被针对。他亦因此预计,香港会引入内地的「先进」经验,如智能货币、大数据管理、社会信用系统等,实行全方位的监控管理。


(photo: Ken Cheung)

方伟晶:「精英」随时代变更有利社会

面对「过渡」,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方伟晶先从理论角度分析「精英」的定义。他提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提出「精英」是在某位置/职位上有权力与资源处置权的人,而精英亦不一定只在政治上有权力,亦可在经济上、文化上有权力。马克思则认为,只要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位置、有权力的,不一定要身处某个职位,也可以称为精英。可见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只要有资源分配权的,也可称为「精英」。而意大利社会学家柏拉图(Vilfredo Pareto)亦提出,「精英」的人选以至定义标准,会随时代而转变,而这循环其实对社会有利。而且,亦因「精英」意味权力不平等,所以健康的社会中不同的精英之间应该互相制衡,个别精英不能参与所有事情。

方伟晶亦提到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研究,指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被三类型精英支配,包括政府官员、政府部门的主管和商界。他认为这点与以往的香港相似,这三类人主导香港的资源分配。但在变局下,则未知未来会是怎样。

至于谁可以成为精英,他指要看不同时代中鉴定资格的标准,因为不同制度对精英的定义、拣选方法都不同,不同组织亦有不同的内部逻辑定义。他亦坦言尚未清楚现时政府新的内部逻辑。而新的管治精英在可掌控的权力上有否转变、有没有制衡、这是个好或坏的转变,他认为这些都是未来可讨论的。

精英可否发挥专业在乎政府开放程度

方伟晶指,不同社会领域上都有「精英」,而他们各自拥有不同份量的各种资本,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知识领域,他们可以调配,并在不同範畴使用不同资本与影响力。例如,商界与文化界的精英分别在经济和文化上拥有较多资本,他们可以运用这些资本的影响力,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政治範畴做精英;而政治精英亦可在经济、文化层面发挥影响力。不同社会会有不同资本间的互换与影响力,方伟晶认为这种资本互换在以往的香港是相对容易的,但在新的环境下,则属未知。他提到,这系统如何运作会影响社会整体的运作,例如会否有一个範畴的精英可以主导全部社会範畴。而且他根据金耀基教授的研究分析指,不同範畴的精英能否发挥他的专业功能,就在乎政府的开放程度,看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意见。

最后,他提到香港历史学家高马可(John M. Carroll)的研究,指香港殖民地时期的华人精英其实是活在夹缝中,一方面为政府思考可如何治理香港,另一方面又思考可如何为华人争取权益。此例提醒大家,早期的精英其实都活在夹缝中,从政生涯也不算顺畅。他亦提到,身处时代转变中的精英,可以有不同回应。他举例如溥仪的老师、国学大师王国维,最终接受不了时代转变,选择自杀;但成功的例子则如蔡元培,原先是翰林院庶吉士,最后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对中国后来的教育发展有很大贡献。


    高马可着《香港简史》,2021

麦燕庭:是次移民潮多举家移民 回流机会微

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众新闻》非执行董事麦燕庭引用数据,指香港现在确实有移民潮,并非如政府所言,只是正常的人口进出。她提到在二〇二〇年和二〇二一年,香港的总人口都呈下降趋势,而且跌幅不少;而在二〇一九年或以前,一向都是上升的。此外,人口外移大幅增加,今年度(以年中计算)比去年升了逾三倍,有8.92万人。她亦指,移民要时间预备,所以这个数字还会持续一、两年,且未达高峰。

她提到政府希望淡化问题,指人口净移出增加是因为移入人口减少,疫情使以单程证入境人士按年下跌37%,但她指出,其实这数字远远不及外移的人多。政府亦强调移出人口不一定是移民,可能是到外地工作或读书。但她引数据指,二〇二〇年净移出人口(39800人)是过去卅五年来最多。对比一九九〇年,受六四事件冲击后的移民潮,当年净移出人口都比二〇二〇年少,只有23700人,可见二〇一九至二〇二〇年的事对香港人的冲击较六四大,因为打压真的在香港发生。

分析现在的「二次移民潮」,她认为和九十年代的第一次有所分别。她指,第一次走的人倾向对未来没有信心,以买保险的心态移民,所以多数不是全家移民,往后也有不少人回流;但第二次却是对发生了的事有所恐惧,不想再被「家暴」,想有自由,所以是想逃离。故此,今次多是举家移民,回流机会小;而且移民者有年轻化趋势,因为在他们的黄金时期离开,会令他们在外都较容易找到工作。

她分析留港者的可能心态,一方面,是因为在香港谋生机会高,生活水平得保,而大部份人不会天天谈改革,所以留下来的问题不大;另一方面,有人相信留港本身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反映社会的面貌,所以只要秉持所相信的价值生活,就可造成一点改变。在移民潮下,也加快向上流速度,使某些人可以快些上升到有影响力的位置,亦不让比自己差的人上位成为精英。

难在进入建制后发挥影响力

在问答时段,刘进图提到,原先已是管治精英的人,不应低估这过渡期的挑战与难度。他说从民建联成员穆家俊批评奥运羽手球运动员伍家朗穿着黑色球衣一事,可以看到政坛的转变。在此事上,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维护穆家俊,宁可得罪选民都要肯定他的出发点,即是要政治正确、忠诚。刘进图认为这对建制派而言也是新的学习,现在要表现得积极拥护国家,才可得到中央认可和信任。他指,现在有心要进入建制的人,就要像他们一样,才可前进。不过,被问到基督徒官员该如何自处,他回应:「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建制的选择,不是你想留下就可以做到,他不会信你。现实啲,清醒啲。」

麦燕庭亦指,要进入制度,并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很困难,「十中无一」。但她认为,至少在社会上,各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坚持站稳,在自己的阶层发挥影响力,都会令社会恶化的速度减慢。


梁永泰:港人三种回应社会的方式

恩光书院院长梁永泰分享香港人可以用三种方式回应现时的社会。一、离开与记念:就如但以理一样,即使国家沦陷,他被掳、要学别国的教育,但他使用神赐予的权柄替王解梦,后来成为王的左右手。即便当地人觉得是「二等公民」,不应当高官;犹太人又觉得他卖国,但他依然在狭缝中做精英。他亦曾因坚持向耶路撒冷祷告,遇到要被抛入狮子坑的危机,但他最后都靠神保守,在双重身份中得以生存。

二、回归与重建:正如尼希米,在亡国后于另一国家生活多年,但在可以回归故国时,便求王给他木材和假期,让他回去重建城墙、文化与制度。三、留下与连结:就像保罗原先捉拿基督徒,但在遇见耶稣后生命有所转变,反要传福音,但结果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不信任他,成为在狭缝中的人。但他依然努力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相信他们都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而麦燕庭则期望留港者可以多接收不同资讯,不要只听单一立场的论述,亦要保持身体健康。至于移民者,亦应先自立,然后融入当地生活,再关注、支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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