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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跨頁

香港的管治與社會未來
記「原地過渡人:香港傳統精英大換血?」研討會

近兩年社會急劇轉變,隨之而來的是新一波移民潮。移民潮固然是值得細察的議題,但對於留港者而言,更重要的是未來香港的管治問題。恩光書院在八月廿一日主辦題為「原地過渡人:香港傳統精英大換血?」的網上研討會,廣泛探討香港現在與未來要面對的各種管治與社會情況。

劉進圖:中央對港早有具體描劃 只欠時間表

面對近兩年來社會與政界發生的事,萬華媒體創意企劃總監、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認為這是「二次回歸」。他分析,這次「二次回歸」其實早有徵兆,在習近平剛上台的二〇一四年,國務院就發佈了「一國兩制白皮書」,反映中國新領導層對香港的管治政策,例如「愛國者治港」、「全面管治權」等如今耳熟能詳的概念就在當時提出,可見中央對港早有具體描劃,只是未有實施時間表。二〇一九年,因特首未能平息反修例風波,被召上深圳,北京就開始直接介入指揮香港事務,開始「二次回歸」。

劉進圖指,「二次回歸」在具體部署上,先有人事更換。首先更換的是中央駐港的官員,包括空降習近平親信夏寶龍接掌港澳辦、駱惠寧接掌中聯辦、鄭雁雄當上國安駐港人員,使他們成為治港權力中心,特區政府則被削權。

然後,就有中央直接替港訂立的《港區國安法》,劉進圖形容這是分水嶺,因為以往從未試過運用如此手法替港立法。他亦認為《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造成很大影響,因為它修改了很多香港法律的基礎規限,例如要指定法官審訊;多數被控者不准保釋,威脅無罪假定原則;不設陪審團;英文條文無同等地位,故要參考內地法律的詞彙解釋,但詞彙涵義寬闊;能以言入罪;未審訊但可先凍結資產、限制離境。劉進圖指《港區國安法》為社會帶來巨大的寒蟬效應,不少公民組織甚至在威脅下解散。他形容,香港已失去集會結社、參選從政、言論等自由,所以引發社會信心危機,大批港人移民。

另外,他指出行政、立法、司法也在「二次回歸」下有所更動。行政上可見有「文退武進」情況,港官有不尋常人事更換,政務官出身的高官被撤職或調任,而紀律部隊出身的武官則獲擢升,使執法隊伍成了管治骨幹。立法上,立法會的組成亦有大轉變,中央可掌控的部份更多;更有參選資格審查,「反對派」若不積極表忠,連「入閘」也成問題,而且即使有民主派成功進入立法會,都只會是非常少數。他坦言,要到選舉完結後,才會更清楚「新管治精英」的意識形態、出身和運作。至於司法方面,如今即使是非國安法案件,控方可能都會尋求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而新設的投訴法官機制,亦會令司法人員承受更大、來自外間的政治壓力,而且此制有可能影響人事任免。

中國希望香港成為「示範單位」

劉進圖指,即使移民潮、開立離岸戶口浪潮熾熱,使本港資金流走,但在內地資金流入下,香港的股市、樓市依然一直高企,港元資產市場沒有大幅下調。他分析,因為內地對資金的管制大,企業家把資金放在香港較能自由調配,所以內地的資金一直流向香港;而且原先打算在海外上市投資的內地資金,也因外國對中國企業的管制而流入香港。

雖然現在移民離開的人很容易就能將在港資產套現並帶走,但劉進圖認為這背後存在暗湧。他分享,有朋友曾和中方的官員溝通對話,指中方對資金外移有意見,因為香港人能在樓價高位套現,都是因為過去中國的資金流入,令資產價格上升,故現在有「割禾青」的味道,令中央感不滿。若未來政府希望阻攔資產轉離香港,他認為可能的措施包括:徵收資產增值稅、加強對大額資金轉移的洗黑錢審查。

「二次回歸」的轉變造成移民潮,使香港人才流失,劉進圖認為在教育、資訊科技與醫護等專業行業情況猶見嚴重。故此,他說政府正打開輸入境外人才的門戶,多數因此而來的人都會是內地人,這會使香港的人口組成有所轉變,而他們都會成為行業的管治精英。

談到香港新的管治精英,他表示還需要多點時間觀察,才可知道他們的特徵、運行規則、管治文化和以往有何不同。而他憑現況可以推敲到的是,未來的管治精英可能會是在內地出生,懂得內地的潛規則,有一定的人脈關係;並曾在香港或海外讀書,有一定國際視野的人。他們對香港的了解不深,較認同內地制度,亦是香港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傾向擁護建制;在中國和西方間的爭執中,會較支持中國一方。他指現在於中環金融機構上班的高層,正是這樣的人。

他亦談到有內地學者提出,中國希望香港成為「示範單位」,示範一個地方在中國內地的價值體系下,也可以有西方現代社會的外表,例如繁榮、先進科技、高度物質文明。若然成功,中國就可以向外國宣揚這「優越」的制度,使社會在繁榮發展的同時,沒有西方社會的混亂,更希望外國接受甚至學習中國這制度。所以,中央希望清除香港一些「不恰當」的西方思想,例如過份的自由、個人主義與抗爭,並以「人心要回歸」、「去殖」等概念正當化各種控制。他估計,表達西方思想、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會難以在公營機構立足,甚至會在社會上被針對。他亦因此預計,香港會引入內地的「先進」經驗,如智能貨幣、大數據管理、社會信用系統等,實行全方位的監控管理。


(photo: Ken Cheung)

方偉晶:「精英」隨時代變更有利社會

面對「過渡」,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方偉晶先從理論角度分析「精英」的定義。他提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提出「精英」是在某位置/職位上有權力與資源處置權的人,而精英亦不一定只在政治上有權力,亦可在經濟上、文化上有權力。馬克思則認為,只要在社會關係中佔支配位置、有權力的,不一定要身處某個職位,也可以稱為精英。可見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只要有資源分配權的,也可稱為「精英」。而意大利社會學家柏拉圖(Vilfredo Pareto)亦提出,「精英」的人選以至定義標準,會隨時代而轉變,而這循環其實對社會有利。而且,亦因「精英」意味權力不平等,所以健康的社會中不同的精英之間應該互相制衡,個別精英不能參與所有事情。

方偉晶亦提到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研究,指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被三類型精英支配,包括政府官員、政府部門的主管和商界。他認為這點與以往的香港相似,這三類人主導香港的資源分配。但在變局下,則未知未來會是怎樣。

至於誰可以成為精英,他指要看不同時代中鑒定資格的標準,因為不同制度對精英的定義、揀選方法都不同,不同組織亦有不同的內部邏輯定義。他亦坦言尚未清楚現時政府新的內部邏輯。而新的管治精英在可掌控的權力上有否轉變、有沒有制衡、這是個好或壞的轉變,他認為這些都是未來可討論的。

精英可否發揮專業在乎政府開放程度

方偉晶指,不同社會領域上都有「精英」,而他們各自擁有不同份量的各種資本,包括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知識領域,他們可以調配,並在不同範疇使用不同資本與影響力。例如,商界與文化界的精英分別在經濟和文化上擁有較多資本,他們可以運用這些資本的影響力,轉化成政治資本,在政治範疇做精英;而政治精英亦可在經濟、文化層面發揮影響力。不同社會會有不同資本間的互換與影響力,方偉晶認為這種資本互換在以往的香港是相對容易的,但在新的環境下,則屬未知。他提到,這系統如何運作會影響社會整體的運作,例如會否有一個範疇的精英可以主導全部社會範疇。而且他根據金耀基教授的研究分析指,不同範疇的精英能否發揮他的專業功能,就在乎政府的開放程度,看政府是否願意接受意見。

最後,他提到香港歷史學家高馬可(John M. Carroll)的研究,指香港殖民地時期的華人精英其實是活在夾縫中,一方面為政府思考可如何治理香港,另一方面又思考可如何為華人爭取權益。此例提醒大家,早期的精英其實都活在夾縫中,從政生涯也不算順暢。他亦提到,身處時代轉變中的精英,可以有不同回應。他舉例如溥儀的老師、國學大師王國維,最終接受不了時代轉變,選擇自殺;但成功的例子則如蔡元培,原先是翰林院庶吉士,最後成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對中國後來的教育發展有很大貢獻。


    高馬可著《香港簡史》,2021

麥燕庭:是次移民潮多舉家移民 回流機會微

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眾新聞》非執行董事麥燕庭引用數據,指香港現在確實有移民潮,並非如政府所言,只是正常的人口進出。她提到在二〇二〇年和二〇二一年,香港的總人口都呈下降趨勢,而且跌幅不少;而在二〇一九年或以前,一向都是上升的。此外,人口外移大幅增加,今年度(以年中計算)比去年升了逾三倍,有8.92萬人。她亦指,移民要時間預備,所以這個數字還會持續一、兩年,且未達高峰。

她提到政府希望淡化問題,指人口淨移出增加是因為移入人口減少,疫情使以單程證入境人士按年下跌37%,但她指出,其實這數字遠遠不及外移的人多。政府亦強調移出人口不一定是移民,可能是到外地工作或讀書。但她引數據指,二〇二〇年淨移出人口(39800人)是過去卅五年來最多。對比一九九〇年,受六四事件衝擊後的移民潮,當年淨移出人口都比二〇二〇年少,只有23700人,可見二〇一九至二〇二〇年的事對香港人的衝擊較六四大,因為打壓真的在香港發生。

分析現在的「二次移民潮」,她認為和九十年代的第一次有所分別。她指,第一次走的人傾向對未來沒有信心,以買保險的心態移民,所以多數不是全家移民,往後也有不少人回流;但第二次卻是對發生了的事有所恐懼,不想再被「家暴」,想有自由,所以是想逃離。故此,今次多是舉家移民,回流機會小;而且移民者有年輕化趨勢,因為在他們的黃金時期離開,會令他們在外都較容易找到工作。

她分析留港者的可能心態,一方面,是因為在香港謀生機會高,生活水平得保,而大部份人不會天天談改革,所以留下來的問題不大;另一方面,有人相信留港本身有意義,因為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反映社會的面貌,所以只要秉持所相信的價值生活,就可造成一點改變。在移民潮下,也加快向上流速度,使某些人可以快些上升到有影響力的位置,亦不讓比自己差的人上位成為精英。

難在進入建制後發揮影響力

在問答時段,劉進圖提到,原先已是管治精英的人,不應低估這過渡期的挑戰與難度。他說從民建聯成員穆家俊批評奧運羽手球運動員伍家朗穿著黑色球衣一事,可以看到政壇的轉變。在此事上,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維護穆家俊,寧可得罪選民都要肯定他的出發點,即是要政治正確、忠誠。劉進圖認為這對建制派而言也是新的學習,現在要表現得積極擁護國家,才可得到中央認可和信任。他指,現在有心要進入建制的人,就要像他們一樣,才可前進。不過,被問到基督徒官員該如何自處,他回應:「這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建制的選擇,不是你想留下就可以做到,他不會信你。現實啲,清醒啲。」

麥燕庭亦指,要進入制度,並要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很困難,「十中無一」。但她認為,至少在社會上,各人在各自的工作崗位堅持站穩,在自己的階層發揮影響力,都會令社會惡化的速度減慢。


梁永泰:港人三種回應社會的方式

恩光書院院長梁永泰分享香港人可以用三種方式回應現時的社會。一、離開與記念:就如但以理一樣,即使國家淪陷,他被擄、要學別國的教育,但他使用神賜予的權柄替王解夢,後來成為王的左右手。即便當地人覺得是「二等公民」,不應當高官;猶太人又覺得他賣國,但他依然在狹縫中做精英。他亦曾因堅持向耶路撒冷禱告,遇到要被拋入獅子坑的危機,但他最後都靠神保守,在雙重身份中得以生存。

二、回歸與重建:正如尼希米,在亡國後於另一國家生活多年,但在可以回歸故國時,便求王給他木材和假期,讓他回去重建城牆、文化與制度。三、留下與連結:就像保羅原先捉拿基督徒,但在遇見耶穌後生命有所轉變,反要傳福音,但結果是基督徒和猶太人都不信任他,成為在狹縫中的人。但他依然努力向猶太人和外邦人傳福音,相信他們都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而麥燕庭則期望留港者可以多接收不同資訊,不要只聽單一立場的論述,亦要保持身體健康。至於移民者,亦應先自立,然後融入當地生活,再關注、支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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