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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位卫理公会会督生平看去留挣扎
洪善丰:学效前人面对政教张力

【时代论坛讯】自《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社会空间不断收窄,不少人为了生活和前途,选择离开家乡。面对社会处境动盪不安,抱有信仰的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如何决定自己的命途?在日前的网上讲座「留下来的人──卫理公会四位中国会督的终章」中,主要研究循道卫理宗在华历史的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宗教学哲学博士生洪善丰分享了四位中国卫理公会会督生平、他们在四九年前后的选择,以及他们的结局,盼为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

洪善丰指,一九四一年三月,正值抗日时期,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选出了四位会督。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基督教的核心,许多教会、差会和机构都设于当地,又因为处于租界範围,纵然周边有不同的政权冲突,受西方管辖的上海未受炮火波及,亦成了周边地区的避难所。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形势急剧转变,日军向英美全面宣战,不少外籍宣教士更成为日军阶下囚。不过,抗日战争后,教会仍未迎来平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无神论的政权,当时有不少信徒选择离去,宣教士分批撤出,交棒给华人牧师。面对种种处境,四位会督如何在政权和教会的张力中作出选择?

洪善丰提到,力宣德会督(George Carleton Lacy)一八八八年生于福州宣教士家庭,一九四九年新政权上台以后,他仍留在大陆。但后来形势转变,力宣德希望却不获批离境,洪善丰估计,这可能政权想在他身上套料、或视他为把柄。纵然面对政权的压逼,力宣德却在上主所安排的地方选择留下,最终在中国离世,下葬时只有他的厨师为其作见证,情况坎坷。

力宣德会督安葬在福州洋墓亭教会公墓

Illustration of Foochow Mission Cemetery, ca. 1858, by Erastus Wentworth

生于一八八二年的黄安素会督(Ralph A. Ward)在美国出生,一九〇九年来华。二战期间曾两度被捕,困于集中营中,而在日军侵华期间,他曾这样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时期,(比当时)外国宣教士、中国信徒和中国教会更受当地中国人民尊重。这是因为在人民精神和肉体上受苦难时,教会伸出援手。」直到一九五〇年秋天,他曾离开中国,之后又回到亚洲,并建立了台湾及香港卫理公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黄安素回到天家。后来,教会在港台两地都建立了「安素堂」,纪念这位牧者。

陈文渊会督生于一八九七年在福州出生,在杜克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但他最后回到中国,在大学任教。后来,政权为清除教内与外国和「不法势力」的勾结,出现了控诉运动,陈文渊成为「控诉运动」中最早被批判的四位中国教会领袖之一。之后,有关陈文渊的消息已经不多,只知道他到了劳改营,一九五九年因病获释,最后因胃癌与肝衰竭,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于重庆病逝。

洪善丰指,江长川会督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一位:他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并在控诉运动中控诉黄安素和陈文渊。他控诉的诉词提及﹕陈文渊甘心为美帝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特务所用,又指陈文渊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勾结,并帮助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向美帝主义请求援助。我们或会问,应如何评价江长川?他是否攀附权贵?还是为保存教会而下跪?洪善丰指,江长川一生十分复杂,他在不同的权力和人物中穿梭,看似保住了教会,却同时令许多信徒因失望而离开。而江长川对陈文渊的批判,亦对教会带来了很大伤害。

最后,洪善丰提醒,面对去或留争论,每个人都能对他人作出批判,但每个人其实面对的处境都不同,实是难以批判。因为各人都要亲自向上主交帐,所以不需要用华丽的宗教措词作解释。他希望,透过四位曾在不同势力和政权中穿插的会督能作为参考和鼓励,让我们学效前人如何面对政权和教会的张力,思考我们该如何为教会和小组作准备。

是次聚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及中国基督教史学会合办,在八月十八日网上直播,约有九十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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