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欲回应陈韦安写的〈移居英国的潘霍华〉（编按：另见本报「香港人的神学」专栏版本）。有留意的人会知道，这篇文是承接他之前不点名地批评有人「只羡慕认信教会对抗强权的情怀，却缺少认信教会继续存在的勇气」，并且那（些）人曾对他冷嘲热讽。但陈在此文已经没有再提那些个人恩怨，不再像是放负，倒是想来个比较具普遍性的评论。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陈文中的两个主要论点均出现概念问题。
一、「隔着一个海岸说什么也没有意义」，真的吗？
用潘霍华的故事来讲今天香港信徒和牧师的去留，暗示承担和身在何处关系什大，是陈文的用意，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在昔日二战时期，打个长途电话是难若登天的事，媒体消息也绝对不多，所以当一个人离开某地，就真的会断绝了一切，彷如隔世，不知道还可以说什么。但是今时唔同往日！我们不难想像有很多肉身不在港的人仍然能与香港的人事保持很多联系。
以我的经验为例（因为其他人的隐情我未必清楚，也有尊重别人私隐的考虑），九十年代时，人们开始有电邮，接着是互联网流行，我在九一一那年去美国读书，那时长途电话仍然很贵，但香港人早就习惯了打长途电话。不久，收费愈来愈平，后来人们用WhatsApp之类的程式来进行免费的视像联络。这些，大家不是忘记了吧？六、七年前，曾有牧师阅读我的文字后，觉得我好像一个活在香港教会里的人。我也和亲朋多次说过，现在的「见面」比起昔日大家住在香港时彷佛更多。在教会圈内的一些人也见证着我有十几年可以紧贴香港教会的事，就如二〇一一年撰文反对影音使团的方舟事工筹款，又例如我曾为了二〇一九年善乐堂的事花上数小时，打十个八个电话跟人谈，并尝试安排某两方人士出来见面。当然，总有不少事是我现在已经不能掌握的，我绝无意思扯到那么远（毕竟人贵自知），但重点是，这例子说明了「身不在就什么也做不来」的讲法是过份粗浅的。神学界、教牧界的人喜欢在咀边挂着大神学家和他们的理论，但巴特这样教训潘霍华，对当下处境其实没有什么精辟启发，什至可以说，这会是很傻和很失败的以古鑑今。
请留意，这里没暗示肉身的物理存在毫不重要，有些事的确是无法取代的，这点太多人讲过，不用我在此重复。我只是要指出，那个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否则各位现在上网来干什么？如果肉身相近是那么重要的，您现在与网上信徒朋友的交往和彼此支持，岂不是自欺欺人？又为什么要老远跑来听听神学教授分享，却不重视自己每周在教会内相见的弟兄姊妹？另外，花几年跑去外国读神学或退修，又是否等同放弃香港教会呢？早在二〇一一年反对影音使团的方舟事工筹款时，我们已经搞过全球华人教会联署，那时谁会说居住在香港以外地区、移民多年的人毫无承担、不懂香港事、「隔着一个海岸说什么也没有意义」之类的话？在上句里我用「我们」，是标示着一种跨地域的基督身体，为什么在消息那么流通和通讯那么发达的今天，这倒变得难以理解？
撇去华丽学术用语后，我们要看出，更真实和切实的，是寻常的各人的个别处境，和日后的互联网有多流通之类的现实限制。如果你身在海外，却有很多空馀时间和金钱；而你过去二、三十年都在香港居住，且十分活跃地与不同人交往、参与教会、建立了很多人脉，那么，只要互联网没有被封锁，你在未来十数年要继续关心香港的事，并不困难。你要安慰或关心一位有困难的朋友，可随手拿起电话来通电及「见面」。然而，假如你在异地还要拚命为口奔波；有些在港人士已经不肯再跟你联系；有些人即使你在香港时已没有接触，那么，就算你的电话拥有所有通讯程式，五、六年后你还是会脱节。
二、「离开，是基于召命，不是基于对前景的恐惧」，对的吗？
陈文另一概念问题是错误地认为「离开，是基于召命，不是基于对前景的恐惧」。道理很简单：假如大部份传道牧者所获得的召命并没有这些具体细节，要求他们按召命来决定去留，就是无意义的空话。
敢问有哪一位传道牧者在多年前蒙召时，曾经钜细无遗地获悉上帝呼召他将来做什么事的呢？在那时，有谁想过香港的巨变？又有谁想过，上帝的呼召是否代表必然要终生留守香港？老实说，就连神学院毕业后会去哪一间堂会事奉，抑或无法找到堂会工作而去了其他岗位，很多蒙召的人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只是顺着那几年的人生路向和教会需要，找一些相信可与自己召命兼容的路而已。这未必是当事人不够认真地寻求，可能是上帝无意透露那么多，就如亚伯拉罕离开吾珥时也不知道他将来要做什么事。
那么，不管是认真寻求的抑或不认真寻求的，很多传道牧者所领受的召命并不会仔细到包括在这局势下可否转去另一个地方。同理，很多肉身仍然在港的传道牧者所获得的召命，其实绝大部份也不会仔细到包括「我呼召你在后国安时期仍要留守香港的岗位」的内容。
另外，请思想以下这个常见处境：传道人甲在神学院毕业后去某堂会事奉，他后来觉得与执事会夹不来，做下去很困难，什至听到某位高权重的长老说想找借口炒掉他，碰巧同时有人跟他提到另一堂会有需要，他了解后觉得十分合适，于是及早辞去原有工作，去了另一间堂会。他离开的考虑正正包括了恐惧！我们可以批评他违反了「离开，是基于召命，不是基于对留下来的事奉前景的恐惧」这个神学教训吗？不会，很多信徒（包括神学院老师）倒会说，只要那是清楚考虑过的，不妨换个角度想，也许上帝带领你去一个更适合的岗位。假如这样部份地出于恐惧地转换事奉岗位没有错，为什么当那个新岗位是在香港以外的，就一定有错？
当然，这不是替一些自诩必定会死守但却早就拔足逃跑的人说项，而是指出陈所宣称的神学理由虽然好听，却是空话，无法实践。应用在他与某几个人的争执上或许是有效的（我说「或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争执的细节），但应用在香港信徒和教牧大量地流散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上，却是没有用的，什至是不公允的。到最后，还是要返回老土的那一句：由于我们对其他人的人生处境认识太少，即使真的有人心底里为了恐惧而逃避上帝清楚的呼召，我们还是难以下判断，只能鼓励大家向上帝负责。需要重申，我的意思是，要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不困难，困难在于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有多少，因此无法作出公开的指摘。
结语
虽然这次陈文已经把焦点转移到比较重要的题目，没有把几个人之间的意气和嘲讽放大到公众关注的镁光灯下，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的香港信徒社群现象来探讨的话，就要谈得全面、持平和具体，不宜让亮丽的神学词藻掩盖当下处境的具体情况，造成空话和误判。之前我在没有公开的脸书状态里写过，这事引来那么多人关注，恐怕只是因为在这样的政局下大家有太多情绪，而不是因为大家都清楚那几个没被点名的人是否真的太过份。现在还要加上，引起关注也不是因为大家已经对去留的考虑和理由想得很通透。无疑，留下的人容易会有一肚气的感受，部份离去的人也说话轻率，但撇除这些意气和情绪后，我们还是要冷静地面对一些道理上的反思和整理。
至于日后怎样谈下去，愚见认为，不妨切实和具有建设性地讨论以下的题目：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和支援渠道；如何善用各地的优点互相补足；如何避免财务不透明地滥开Patreon；如何建立和造就网上信徒群体，免得流于「烂仔式叫骂」、「狗仔队式起底」和「花生友式冷漠」；如何关心在困苦里的人（包括身在香港的和已经离港的信徒）等等。假如上帝眼中这个流散的现象还会长远地持续下去，在历史洪流里的小人物固然改变不了什么，但却不妨碍我们积极地面对和珍惜现有的机会。
后记：本人数十年来行文习惯冷静分析，对事不对人，但也明白到这些风格对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现在网络上太多人拼命猜度负面动机，又或想借势抺黑，任何言论都可以被抽水和扭曲，难以避免。那么唯有在此加一注脚，当作一并处理掉。
（转载自信仰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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