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香港處境下的屬靈導引

此專欄希望能夠定期每兩週為到居住在香港中的普通市民和基督徒作出一些屬靈導引,當中包括一些信念的建立,和一些可實踐的操練,好能在這似困局的都市中,找到仍可支撐下去的力量。

集中營的生存抉擇:
一位醫生因集中營而建立的「意義治療法」(下)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上一次跟大家談過面對生命困境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以「意義」來面對。弗蘭克(Viktor Frankl)所創立的「意義療法」(logotherapy),就是要幫助人無論在面對個人或是整體困境時,仍能迎難而上!

經歷和反思

弗蘭克寫作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中譯:《活出意義來》)的目的是:「藉著一個具體例子,我單單只想向讀者說明,無論在任何的情況之下,就算是在最痛苦的情況,生命都是有個人的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弗蘭克並沒有到美國領事館去領取他的美國護照以離開奧地利,因為他想陪伴他的父母:「困擾我的問題是:我真的能夠撇下我的父母去面對他們的命運嗎,讓他們遲或早被送往集中營,或甚至被送到所謂的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嗎?哪裡才是我生命的責任所在呢?」

弗蘭克作為猶太人,他深明舊約「十誡」中對孝敬父母的要求,故此他說:「在那時候,我留意到家中有一塊大理石安放在桌上。當我問父親有關此塊石的事時,他解釋說,他在被社會主義者銷毀,最大的維也納猶太教會堂基址,找到了一些大理石。他取了某一塊回家,因為這塊大理石的一部份,刻上了十誡。一個修飾了的希伯來字母;我的父親解釋說,這字母代表著一個誡命。我於是渴望地問到:『究竟是哪一條誡命?』他回答說:『當孝敬父母,使你能夠在世長壽。』就在這一刻,我便決定會留在父母的身邊,直至他們離開世界,就由得美國的護照過期失效。」

弗蘭克指出集中營生活的慘況是不為人道的:「局外人往往對集中營生活有錯誤的概念,混合著煽情和同情的概念。但他們卻並不知曉囚犯在其中掙扎求存的艱苦。為自己或為好朋友的緣故,便需要持續地為每天的飲食和生命本身而掙扎下去。」(2006,4頁)他又補充說:「每一個人都只是受著一種思想的控制:為了在家中等著他回來的家人,和為著要救他的朋友,因而要盡力求存。」

弗蘭克是一位醫生,他曾見證著一個屍體如何無尊嚴地被搶掠:「我在一間為班疹傷寒病人而設的臨時營房裡逗留了一些時間,病人都發高燒,往往會精神錯亂,很多都缺乏活力。當其中一位剛剛死去,於是我目睹之後的場景,但卻並不感到傷感:囚犯一個接一個地向這仍然溫暖的身體打主意,一位奪取那剩下、凌亂的馬鈴薯餐,另一位認為那屍體的鞋比自己的好,故此交換了。第三位向死人的男裝外套做同樣的事情,再有一位為到還有衣服上的帶子可以拿走而感到高興。我目睹這一切的發生,但卻無動於衷。」

冷漠

弗蘭克觀察到,集中營的囚犯很快便變得冷漠:「冷漠是情感和感受上的遲鈍,以至變成漠不關心,這正是囚犯心理反應的第二階段所產生出來的徵狀。並且,這最終會令到這人不再感受到每天和每時每刻的節拍。因著這樣的冷漠,囚犯不久後便被一個不必要的保護罩所包圍著。」

人可以在行動上作出選擇

但是人在面對這處境時,真的甚麼行動都沒有用嗎?弗蘭克指出,我們可以從經驗和原則來回答這些的問題。集中營的生活經驗證明,人在行動上確實可以作出自己的選擇。集中營裡有足夠的例子,這些故事往往在本質上是英雄式的,它們都能夠證實,冷漠是可以被克服的,憤怒是可以被抑制的。就算是面對精神上和身體上滿有壓力的情況下,人仍可以保存殘餘的靈性自由,以及思考上的獨立。

弗蘭克指出,那些曾在集中營中生活過的人,都能夠記得一些走過臨時營房的人,他們願意安慰其他人,甚至願意將他們最後一片麵包施予別人。雖然這些人為數不多,但是他們都足以能夠證明,雖然可以拿走一個人的一切,但有一樣東西是不能夠拿走的:人最後的自由──在任何處境之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選擇自己的個人取向。

弗蘭克的生命引證了他的理論,因為他活出了他的理論所擁護的生活方式。香港處境的困難,並非一句「明天會更好」便能面對,乃是要如弗蘭克所說的,每人都需要為所面對的困難,尋找屬於自己的意義,並要運用每一個人皆擁有的自由選擇,好好為個人信念中有意義的部份而活下去。

Donationcall
更多標籤
payme
南涌講古
靈溢
嘉道理農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