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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消息

內地基督教研究學者反思疫情處境
自由與生命難以兼得 惟有以愛待人

【時代論壇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教授在一個網上節目中介紹四篇來自去年年底出版在《中國基督教研究》期刊的文章,提到內地基督教研究學者對新冠疫情所帶來對不同議題的反思,包括思考在防疫下「自由」與「生命」間的衝突,及內地教會與基督教界的情況研究。

疫情下因愛親友而自願限制自由

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何光滬專研基督教的神學與文化,亦關注當下中國教會的處境,並寫有文章〈生命?自由?愛情?──新冠疫情反思〉。內容提及在疫情期間人們因防疫限制而失去自由的處境,從而思考「自由」與「生命」的價值。若言要為自由而犧牲生命,他認為,從道義上,任何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卻沒有製造他人痛苦的權利;從神學上,任何人都沒有輕賤他人生命的權利,甚至沒有輕賤自己生命的權利。人可以為了自己的自由,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但不能為了自己的自由而犧牲他人的生命。

若言要為生命犧牲自由,何光滬又擔心因疫情而限制自由的高科技行政手段會否常態化,例如在疫情初期,又可以看到內地民眾自發不准來自湖北的人通行,之後亦有人抵制歸國公民。他認為人沒有權為了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他人合法的自由。從上述討論可見,「自由」與「生命」似乎不可兼得。

故此,何光滬提出一種兩全之道──愛心。他認為在疫情中,人可以為愛親友而忍耐,希望減少他們因自己而感染的機會。因有愛,人自願限制自己的自由,亦不會為自己的自由而犧牲他人的生命,同時不因自己的生命而犧牲他人的自由。

最後他提到,自由是一個整體,當看著別人的自由被非法剝奪而視若無睹,自己的自由亦處於危險中。他提醒人要記住尼莫拉的名言:「當他們迫害猶太人時,我不做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迫害工會會員時,我不做聲,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當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時,我不做聲,因為我是新教徒。當他們迫害我時,已經沒有人能夠發聲了。」所以,剝奪他人合法的自由,實際上是在剝奪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自由。

總而言之,何光滬認為要用愛心與神律(行動根據神的律法)處理疫情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類在病毒面前自救、抗爭時,也必須祈求上帝的憐憫和救助。他亦認為,上述思考框架可以用於其他議題上作進一步反思,例如全球合作相對民族主義的影響、李文亮事件、人類對環境和野生動物的態度等。

基督教思想對社會有正面功能

中山大學的徐桂權與劉雅各則發佈了去年上半年有關基督教微信公眾號的研究。文章指非官方的基督教公眾號比官方的有更多人看,而他們在關注疫情外,亦有關注其他國內與海外的社會熱話。非官方發佈的推文卻顯然具鮮明情感,文章以評論為主,有情感傳播功能;當中積極/正面的佔主導,包括盼望、勉勵、感恩、讚賞、愛心等。他們提到,很多文章以社會事件開篇,而內文都談到信徒的靈性修養,把對外部事件的關注,引導到自身內在的回應,使人更多反思、警醒,少批評他人。官方公眾號則較多發佈疫情資訊,有類似政府機關的宣傳功能。因非官方的基督教公眾號具社會心理調節作用,所以他們建議相關政府部門不要輕率封號,而應建立更公開、精細的規範條例。

上海海事大學的崔任中則研究家庭教會的末世觀,因為疫情處境與聖經中對末世的記載有相似之處。他發現,末世使人有一種對未來的坦然,有最終的希望;亦對當前自我有積極改變的動力,以避免末日的審判和確保能享受永生,而他認為這種積極對社會有好處。而且,末世亦會令人重新審視人定勝天的理念,而聖經早就教導人要把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建立在對自然的尊重上。所以作者認為,從國家角度看,對基督徒信仰行為的保障是一種積極有益的行政行為。

東北大學的耿雲鵬、姚天沖、洪曉梅則在文章中談到防疫與宗教活動自由的平衡。他們了解到防疫措施影響基督徒的宗教活動自由,例如聚會場地關閉、聚會要先登記個人資料、外傳福音受阻等,但他們認為信徒應看待限制為特殊情況,服從政府的防疫制度,遵紀守法,維護社會秩序,使疫情受控。

該網上節目為《時代觀景.學不懂的歷史功課》,以「中國基督教研究學者對新冠疫情的反思」為題,分兩集,於八月卅一日和九月七日在YouTube平台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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