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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先有緬甸軍發起政變推翻政府，至近月極端組織塔利班在阿富汗奪取政權，不少平民百姓在事件中受害。在人道災難面前，信徒如何從信仰角度理解和關注受壓迫的人？近日，施達基金會舉辦研討會，邀請神學院老師以不同角度了解這些災難。有講員從國際關係層面分析，指真正的國際關係是處於「無王管」狀態，而宗教團體在此之下可做的是展現道德力量。另有講員從聖經層面說明，災難是源自罪惡，而非歷史必然發生的事，教會應談論社會結構性的罪，助信徒面對世間苦難。

葉漢浩：各國問題複雜應謙卑了解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葉漢浩博士提到，大眾對阿富汗及緬甸的認識有限，多數人對阿富汗的理解，均簡化為當地因受塔利班管治而面對人道危機，但背後其實牽涉複雜的處境和背景。他提醒信徒需要謙卑進入處境，以承載世界的複雜和認識作為基督徒的使命。他引用腓一9-10「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指出了解（knowing）是十分重要，當中包含著愛與謙卑。

葉漢浩分享，阿富汗的數學教科書是以機關槍、刀和手槍作為例子。不論背後的原因為何，他認為這反映當地的文化和世界觀，因為他們有著與一般人不同的處境。葉漢浩又指出，阿富汗領土相當複雜，四周被六個國家包圍著，一切的進出口及交通也牽涉政治，需倚賴與各國的關係。而且阿富汗與不同民族也有著歷史關係，遠至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近至英國、蘇聯等，可見阿富汗也夾雜著不同文化。

阿富汗又有複雜的身份問題，葉漢浩指，伊斯蘭教信仰是當地人主要的身份特質，但當中有不同流派，各有不同主張，而塔利班則為穆斯林中的「行動派」。緬甸也一樣，國內不只有緬族人，亦有其他族群；當人使用「Burma」稱呼緬甸時，背後亦涉及族群和身份認同問題。「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存在，只不過有權的人dominate（控制）了這些身份。」

除此之外，阿富汗的經濟和制度亦相當複雜。根據聯合國數字，一般國家的捐款扣除行政費後會有50-60%到達有需要的人手中。但阿富汗的捐款果效，卻遠低於這個數字，葉漢浩解釋，是因國內的制度問題和貪腐所造成。而現時阿富汗的主要收入來源有三方面：戰爭、鴉片和難民在外國匯入的資金。即使在過去二十年間，多個國家向阿富汗提供支援，但效果不彰，主因是未能改變當中的制度問題。

當要為複雜的世界祈禱時，葉漢浩希望大家不要單單問神為何容許事情發生，而是需要思想：「上帝是因世代黑暗而呼召我們，還是我們期望活在一個沒有災難的世界？」他勉勵大家謙卑進入時代，並看見每個人的召命。

葉漢浩

龔立人：國際關係是「無王管」狀態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博士先簡單提到今年緬甸和阿富汗的情況，繼而指出遠在香港的我們或會問自己可以做些甚麼。有些人可能會捐款幫助改善當地人的生活，但他指這只能提供短暫的紓緩。基督徒可能會為當地人祈禱，「可是我們撫心自問，祈禱可能是反映我們無奈的表現，代表我們做不到甚麼或不知做甚麼，甚至變成一種口頭禪，多於實際意義。」

面對著這種無奈，人們可能會想：若自己變得無知，減少關注相關資訊，會否令自己好過一點？但龔立人指，香港人在這幾年覺醒了，不能裝作無知，「如果我們的覺醒只是為了香港政局，這不是覺醒，只是一種民粹。」他說明覺醒是對有需要和無助者的關注，這令人不可以裝作無知。

龔立人提到，在緬甸政變最初期，當地人十分期望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國家）介入，可是他反問：若從阿富汗的情況來看，美國介入是否真的能解決問題？就此，他從國際關係去探討這些議題，並指很多人對國際關係存有浪漫想像──各國彼此合作、建立共融世界，可是「現實的國際關係從來不是合作，其實是『無政府狀態』，即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組織一發言，其他便要聽從。」其中一個例子是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國際仲裁法院將南海主權歸於菲律賓，但中國表示沒有參與仲裁，故不承認結果。龔立人以此說明，國際關係是「無王管」、自己顧自己。他也指，國際關係是充滿利益計算，亦是有權者對無權勢者的控制。

在這種「無王管」的國際關係中，龔立人表示會出現幾種可能的情況：一、國家間結盟（alliance），因她們知道單靠自己會容易被排斥；二、製造權力制衡，例如阿富汗早前刻意邀請俄羅斯、中國等參與新政府成立的典禮，旨在與制衡歐美的國家建立關係；三、強化國家安全以對抗其他國家的入侵，將國家安全極權化來否定國民的個人自由，保障自己在國際關係中不會成為弱者。由此看來，他估計緬甸和阿富汗也會以這些方法來維持自己的權力。

宗教團體不應讓道德力量成政治力量

國際關係不只與政治有關，龔立人提到亦有不同面向，如經濟方面有跨國企業和跨國志願團體，文化方面有社交媒體和電影。當中，宗教團體可扮演怎樣的角色？首先是道德力量的展現，而非政治力量。對於有人主張原教旨主義卻是在行使政治力量，龔立人提醒宗教團體需避免陷入這種情況。另外，展現軟實力不是用威嚇方式，而是透過價值、理念、文化等，發揮影響力吸引人信服、跟隨自己的一套。此外，宗教團體亦正在參與一種全球性社會運動（global social movement），他們未必與其他地區有密切聯繫，卻正在改變社會。最後，工作內容除了救援、發展和倡議，還有睦鄰，實際上是回應人的生命。

總結時，龔立人提醒宗教團體要保持對自身的批判，除了要小心道德力量會否變成了政治力量，也須知道國際社會不太歡迎宗教團體以宗教名義參與，事實上宗教團體在國際關係上卻有角色。之後的禱告中，他求主讓本地教會不單服務香港，更是整個世界，讓教會在國際關係中，以道德力量見證主的救贖。

在問答環節，有人問及在充滿張力的國際關係中，基督徒應如何面對及參與。龔立人表示，相信上帝是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而人是需要透過受壓迫者來得到救贖。他強調，不是信徒「幫助」別人，而是從別人身上得到上帝救贖，釐清這個概念是十分重要。另外，他提到好撒馬利亞人故事中的店主角色，店主雖沒有做甚麼大事，但他並沒有歧視傷者。龔立人認為，我們需要辨識這些小角色在社會中的重要性，雖然現實中有些人不一定是好人或有慈心，但他們卻在無形中促進事情的發展。

對於教會應如何預備將來可能面對的壓力，龔立人認為，教會應強調「參與性」和「行動性」，甚至將整個宣教活動放在香港的脈絡下進行。在整個參與的過程中會使人覺醒，包括對事物的批判和對不同事件投入情緒。這個培育方式不單是坐著空想，而是透過行動來實踐，讓人經歷「有能力改變事情」的力量。活動不一定要成功，但他相信在行動中，人會經歷成長，故教會應在這方面發揮和想像更多可能性。

龔立人

楊思言：災難源於罪惡　不應合理化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神學科）楊思言博士分享從聖經看人間災難，她強調「人間災難是一些罪行，不是自然而生，卻是人向無權勢者所作的傷害，我們不要嘗試合理化它，或以理性的框架去解釋」，更不應為此找尋答案。她引述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指，罪和邪惡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是不能解釋和理解。

她接著提出幾點對教會的提醒。第一，不要視災難必然為神的審判。「不論是疾病還是社會所發生的事，神從來沒有說這是祂的審判。」聖經中有不少例子是神懲罰人而降災，但她表示這都是個別例子，並且神在當時明言是審判。第二，災難背後不一定有神美好的心意。教會常指禍患是叫人成長、更倚靠神等，但她指出「很多時候人受的苦是其他人犯罪的結果，這些情況就絕不是神的心意。」上述教會常見的論述更可能會為人帶來很大的傷害。第三，不要認定災難是啟示錄所預言的終末情況。她指這只是人對啟示錄有某種詮釋，而大公教會認同的信仰，只是宣告神最終會降臨和作王，至於主回來前發生的事是沒有人知道。「不要視災難為必然，應該懇求神將人從苦難中拯救出來。」

在問答環節中，葉漢浩亦提到，啟示錄的中文譯名意思近似「預言」，但其實應為「天啟」的意思，當中回應的是當時現實處境，需要借助意境來理解和想像。另有問到，信徒置身在罪惡的現實中，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參與這世界，葉漢浩認為，參與的形式可以是多樣，但每當我們參與的同時，已經是上帝國在地的展現。

教會應向社會宣講罪得赦免

當信徒問及人間為何有苦難時，楊思言思考，是否教會的教導未能回應信徒在世界所經歷的事情。她認為，教會的教導有時太狹窄，對罪的看法過於屬靈化和個人化，其實，罪不單是個人內心要反省的罪，還有整個社會制度和歷史中人為的罪。「要反省的不單是信徒心中的罪，教會作為先知的角色，應該要叫社會反省制度對人的傷害。」很多時候，教會論罪是談及亞當、夏娃吃禁果一事（個人的罪），但聖經早於創世記十一章已有記載建立巴別塔一事（群體的罪）。她再解釋，塔是有複雜的結構，同樣地罪也會在群體和社會結構層呈現出來，因此當教會宣講罪要得赦免時，對象應是整個社會。

她也觀察到，福音個人化與教會選取的經文有關，華人教會較多談及保羅書信，而保羅書信主要是針對教會內部問題和個人的罪。但她指舊約常會講及群體的罪，這叫人思考，當信徒見到世界發生的事，在崇拜中的禱告會否宣告神的審判會臨到那些欺壓者。她也提及「被罪者」（sinned against）的概念，重申罪人（sinner）同樣是在社會被罪傷害的一群。

最後，楊思言也提出，教會應反思如何談情緒。每當弟兄姊妹面對苦難，教會便說對方要有喜樂、感恩、有盼望，惟楊思言表示「面對人間災難時，這些（正面的反應）是很難做到的。」例如當人看見在阿富汗有人從飛機上掉下，這是震撼及難以想像的事，人有負面情緒反應是十分正常，不要太快便覺得因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要喜樂。她提到約伯與三位朋友的對話，朋友嘗試用屬靈的話解釋約伯的遭遇，指他得罪了神，而苦難是神的心意，惟約伯的回應是要與全能者理論，「原來聖經是肯定人去尋求神的理解，甚至是控訴、向神埋怨，神是接納人這些情緒的。」 

聚會為「願祢的國降臨」研討╱祈禱會，由施達基金會於九月廿五日早上在九龍佑寧堂舉行，設同步直播，線上線下參與人數合共約一百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