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看到《二○○四香港基督教教会普查》之「堂会参与社关活动」的资料时，有关堂会参与的社关活动，相比九九年的调查所得的百分比，有明显上升。笔者起初还有点惊喜，似乎多了一些堂会不再迴避公众事务，但是，细看之下，这些社关事工大多集中於「赌波合法化」、及「反色情」等範畴，有感堂会对社关行动的优先次序总是「倾斜」现象。
首先，笔者无意在此批评堂会在资源分配上是否得宜，由於不同堂会会因应环境及信徒的需要而自行定立目标，致於社关事工的参与程度往往要观乎社会形势及本身对事件的认识而作出回应，正因着社会形势千变万化，政策包装得「美轮美奂」，加上堂会少有外求（向基督徒前线团体查询），造成只能就着较熟悉的议题作出回应，如道德问题──反赌波及反色情等。相对影响全港市民的未来，甚至乎几代人的人权、自由，如特区政府於○三年尝试强行通过之《基本法》第廿三条等恶法，当年就有大部分堂会的回应噤若寒蝉。一方面，有着过万名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出席七一祈祷会，那种迫切性及自主性的参与，让市民感受到基督徒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另一方面，在差不多十个多月的谘询、立法、搁置期内，除了陈日君主教就着廿三条，勇於与政府对着干外，就只有小数堂会勇於参与基督徒团体在报章的声明，有少数牧者勇於对政府作出批评。在如此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为何我们的堂会对社会政策仍视之为禁忌？
基督教中心思想的「爱」，并不单是一个行动的原则，「爱」同时有服务的要求。所以爱的生活方式也一定要包括改善社会的行动。堂会有何改善社会的行动？早於二十年代初期，有些圣公会会督及一些堂会领袖曾大力反对蓄婢及支持禁烟（鸦片），这些都突显早期华人堂会中，基督教注重人权、民主自由的西方精神。虽然经过不同年代的转变，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曾引发大专基督徒对国家民族与社会公义的信仰反省；八十年代有牧者为柴湾居民争取兴建东区医院及信徒上街争取八八直选；九十年代有基督徒自发讨论九七问题，十多年来坚持纪念八九民运。很可惜这都是沧海一粟，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堂会集中於关注人数增长、堂会设施或增加分堂议事等，加上堂会要兼顾关注信徒日常生活、解决家庭纠纷、探访等事务，就更有说不尽的理由去迴避社会政策或社会问题。事实上，一个扭曲民意的政策行之有效，其影响力足以令整个社会带来不稳，例如未经谘询而大幅删减综缓而导致贫困人士百上加斤，就足以导致基层教会需要面对不少问题！
调查指出，关注赌博问题则有41.7%，这些议题被包装成「争取民主」、「反对政府谘询草率及漠视民意」的社会行动，获得到堂会的大力支持。相反，并没有经过任何包装的社会议题，则受到忽视，例如人权及医疗服务，只有相同的6.5%，则充分反映堂会对社会关怀有着严重「倾斜」的现象。今日的堂会是可以多些主动，带领信徒较全面地关心社会，否则，当他／她们回到社会时，便难於按着「行公义、好怜悯」（弥六：8）的心回应社会，甚或以「哑口无言」或「单打独斗」的方式继续面对社会政策带来的冲击及生活挑战。
假如於○三年七月九日真的通过了《基本法》廿三条，堂会可以幸免於难？如李国章所提出的俗称「教育界的廿三条」──《教育（修订）条例草案》（简称校本条例）如期实施，试问教会办学团体仍可自主吗？西九单一招标，官商利益输送，特区政府断送过千亿的税款，难道基督徒不用付出分文税项？笔者明白堂会必须经过「周详」的议会讨论或危机分析，做起事来也不能一蹴即就，但是，堂会无论经过甚麽程序之後，对社会不公义的政策也该要做点回应。如此不但可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关心社会，认识身边的处境，也可减少堂会总予人对社会事务「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印象。
（二○○四教会普查专辑）
（作者为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干事。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