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公民運動的宣言就「異象及建議」部份，以十至十四條闡述「信徒的責任」，內容流露出「社會性」的關懷，並不會有甚麼爭議。此乃承接了之前論「福音使命」的成全（8-9條）之思路，重視福音中呼召人在地活現悔改的生活，不獨指望他日天堂的福氣，也落實此世生命的改變（9條），並且依據於上主託付人類的使命包括了「護理世界」，在社會中作上主忠心的管家乃合符信仰的理念（8條）。
正當我們思想信徒在世的責任時，常常想到流行於教會圈子內的金句：「生命影響生命」。這話說得好，但理解這話卻常側重於個人生命應對個人生命的需要。正如郭偉聯博士在解釋宣言內容時提過，「我們除了指出悔罪的復和及修補力量，也在第十條指出華人常常只著眼個人道德的罪，而忘記罪可以藉人們不合理的架構、制度和價值衍生。因此，當我們要面對自己的罪，並不能不處理結構的罪。」這是十分重要的提醒。
其實，天主教的保祿六世早在一九六七年的《民族發展》通諭中，提及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罪的結構，其後在一九七一年的世界主教會議《在世界中的正義》的文件，對所謂「結構性的罪」明顯表現出深度的關注。簡單的說，教會開始意識到除罪的福音需要應對個人，也要應對社會。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我們要關心，我們還要以同樣的關心關懷社會。我們會為個別生命的罪而難過，我們也當為社會整體的罪而悲哀。簡單說，我們對人有感覺，對社會也要有感覺。
八十年代初次拜讀馮煒文先生《給志強的信》（一九七九年版）一書，令我感受到社會結構性的罪是如何的可惡。書中指稱人人都是罪人（sinner），人人也都是被罪者（sin against）──承受著他人的罪對他們的苦害。我們針對個別罪人的需要，也不要忘記針對加害於他者的他人，這個他人不只是某幾個人，而是罪惡的社會。三幾個人的貪婪所造成的掠奪，難受；無時無刻承受整個社會的貪婪所造成無孔不入的掠奪，那就更難受。無論所住的和所吃的，甚至是所作的，都逃不過大財團剝削的魔掌。罪的禍害，從來不只寄生於人，同時也寄生於社會。個人的罪，壯大了社會結構性的罪；社會結構性的罪，又強化了個人的罪。福音對個人有話說，福音對不義的社會也有要說的話。
容我借用《和合本》中阿摩司所說的一句話，道出社會結構性的罪反映在社會中的權貴之濫權：「你們以為降禍的日子還遠，坐在位上盡行強暴。」（摩六3）「盡行強暴」是粗暴的掠奪，但這些掠奪者在過程中卻不會感到有任何壓力（坐在位上），因為他們「坐在位上」（「位」可作「權位」的同義詞），他們肆意的掠奪是依據於他們權位所容許的，意即他們是「合法」的掠奪──以上解釋也許在好些譯本中不能成立，但所描述的境況又與香港的實況相符。君不見許多大地產商常常以「合法商人」自居？他們謀取暴利，確實是香港法律所容許的。千萬不要說他們公開的掠奪是目無王法，他們正是擁護王法的人，他們是用王法來賺盡每一分。黃子華的經典名句，可以成為了地產霸權略奪的說辭：「搵食啫，犯法呀？」金錢掛帥的香港，「搵食」成了凡事都能作的合理解釋，若這句不夠用的話，加上這句就天下無敵：「犯法呀？」社會的悲涼就是讓不道德的掠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說是合法。這就是社會結構性的罪所顯出何等惡的罪。
孫中山先生稱為國父，乃因其革命事業對新中國之祝福，其西醫書院同學江英華分享，說：「孫先生在院時，喜與同學談及反滿，輒為余言，醫生救只幾命，反滿救人無量數，吾此生捨反滿莫屬矣！」孫先生的判斷也給我們有話說，讓我們以福音之道解決個人的問題，仍當好好的解決社會的問題。孫中山為大眾所熟悉，非為醫師救一個個中國人，而是為革命鬥士救中國。教會的職責當然包括餵養社會中一個個有需要的生命，但了解我們此刻救了他們一時，他朝又扶了他們一把，但他們卻仍是長時間活在不道德的社會中，我們的社會若沒有好的改變，也許，我們還不能真正給他們甚麼。教會可以為缺食者給送上一個個的飯盒，但若他們缺食的根源在於社會無時無刻的掠奪，那麼，我們要回應的，就不只是個人，而是個人所身處的社會。使命公民運動的宣言第十二條說：「我們相信，信徒應承擔先知的角色，對權力保持警覺，並為弱勢群體充權。」
（作者為馬鞍山靈糧堂主任牧師）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11.19）
